遵义：“绝地逢生”写新篇
1934年底，湘江战役，空前悲壮，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进入贵州境内，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兵力悬殊为长征以来之最。
这也是命运转折之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为期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命运之舟历经曲折后，终于峰回路转、绝地逢生。
遵义会议“绝地逢生”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遵义儿女不断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续写新的伟大篇章。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惨烈一战，并没有让中国革命走出危局，蒋介石布下重兵，等候红军北上。何去何从？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毛泽东等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1934年末至1935年初的3周内，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道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并确定了西渡乌江的行动方针，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乌江，自西南向东北斜穿黔地，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全长千余公里，集中落差2000余米，堪称天险。站在横跨乌江的江界河大桥上，从263米高处眺望下方，绝壁如刀，湍流似箭，滔滔大江，滚滚而去。
当地古来即传：“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
1935年1月1日至1月6日，红军分别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三个渡口强渡乌江，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取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老城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3天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
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引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青杠坡地区对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此战异常惨烈，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3000多名红军将士阵亡。在土城渡口，长久以来拖累部队的报废辎重被沉入了赤水河。
被毛泽东视为生平用兵“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百余天里，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10次之多，将士们却越战越猛。一路迂回，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既定战略方针。
年逾七旬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这样评价道：“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极为深远。”
这种转折是基于对真理坚贞不屈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追求、坚忍不拔的坚持，源于一种务求必胜的信念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门楼上大气磅礴的六个“毛体”金色大字映入眼帘：遵义会议会址。
“在所有的革命旧址中，毛泽东只为遵义会议会址一家亲笔题写了址名。”费侃如说。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馆二楼，赫然看见一幅放大了的上世纪30年代遵义城旧照片。在泛黄的照片上，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很快指出了会址所在的位置，“建国至今，遵义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这种变化巨大而深刻。”遵义市委书记慕德贵说，1935年，遵义城仅有约5万人口，1949年也不过6万人，“现在，遵义中心城区的人口已有约80万，建成区面积也从新中国成立时的4平方公里增加到60平方公里。”
一组数字，也许更能够折射出60年来遵义的变化——
1949年，遵义的国内生产总值1．42亿元，人均仅40元，地方财政收入700万元，粮食总产量66.82万吨，工业总产值0．16亿元，发电量0．02亿度，1952年，公路通车里程655公里。
2008年，遵义地区生产总值655.73亿元，人均9570元，达1400美元，财政总收入102.6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9.23亿元，粮食总产量342万吨，工业增加值280.67亿元，发电量157.57亿度，通车里程2．3万公里。
近年来，遵义投资4亿多元恢复了红军警备司令部、苏维埃银行等旧址，建设了遵义会议陈列馆、四渡赤水纪念馆等20多个重点红色旅游景点。2006年，遵义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遵义还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10多个国家级品牌。
回顾历史，立足当下，瞻望未来，慕德贵说：“遵义会议前后，红军铸就了‘伟大转折、出奇制胜’的不朽丰碑，从这里，红军走出低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这种转折不是侥幸发生的，是基于对真理坚贞不屈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追求、坚忍不拔的坚持，源于一种务求必胜的信念。”
党和红军面临极度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走出困境，迈向胜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困难低头
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侵袭而来。即使偏处西南内陆，遵义同样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与考验。
遵义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琪说，自2008年9月中旬以来，遵义市部分企业减产限产甚至停产，工业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增速和增加值双降，大部分重点行业生产下滑，大部分重点企业产值减少，大部分重点产品产量下降，产品产销率明显下降，部分企业亏损严重。“由于市场低迷，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跌，导致遵义铝业公司、遵义碱厂、遵义铁业公司、贵州钢绳厂、遵义海尔冰箱厂等重点企业亏损严重，被迫减产限产甚至停产。”李琪说。
危机当头，遵义人并未轻易低头服输。
针对困难局面，遵义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5条意见，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13条意见，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16条意见，以及关于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21条意见。“应该说，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稳定了人心，增强了信心，增添了活力。”李琪说。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2008年，在遭遇历史罕见的冰雪凝冻灾害，下半年又为金融危机所侵袭的不利局面下，遵义市党委政府迎难而上，赢得了“三个首次突破”——
地区生产总值年净增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14个县（区、市）财政总收入首次全部分别突破亿元。
进入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加剧，遵义人却仍然信心百倍。
抢抓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机遇，遵义通过积极努力，争取了一批重大项目开工。贵遵、遵崇、茅台高速已建成通车，杭瑞高速遵毕段开工，今年内将开工建设的还有黔渝快速铁路、杭瑞高速遵思段、新舟机场等项目。
同时，针对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遵义正在着手规划“10加7”的产业园区建设，“10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危机过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慕德贵说，“10年后，我们同样有信心。”
曾担任遵义市市委书记多年，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傅传耀说：“我在遵义工作超过10年，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无论任何时候，我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思路打不开的时候，我会想，党和红军面临极度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走出困境，迈向胜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困难低头。”
新华社贵阳7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