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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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遵义:“绝地逢生”写新篇

新华社记者 朱国贤 周之江 王丽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7-27    [打印] [关闭]
    这是生死攸关之际。

    1934年底,湘江战役,空前悲壮,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进入贵州境内,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兵力悬殊为长征以来之最。

    这也是命运转折之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为期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命运之舟历经曲折后,终于峰回路转、绝地逢生。

    遵义会议“绝地逢生”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遵义儿女不断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续写新的伟大篇章。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惨烈一战,并没有让中国革命走出危局,蒋介石布下重兵,等候红军北上。何去何从?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毛泽东等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1934年末至1935年初的3周内,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道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并确定了西渡乌江的行动方针,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乌江,自西南向东北斜穿黔地,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全长千余公里,集中落差2000余米,堪称天险。站在横跨乌江的江界河大桥上,从263米高处眺望下方,绝壁如刀,湍流似箭,滔滔大江,滚滚而去。

    当地古来即传:“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

    1935年1月1日至1月6日,红军分别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三个渡口强渡乌江,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取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老城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3天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

    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引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青杠坡地区对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此战异常惨烈,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3000多名红军将士阵亡。在土城渡口,长久以来拖累部队的报废辎重被沉入了赤水河。

    被毛泽东视为生平用兵“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百余天里,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10次之多,将士们却越战越猛。一路迂回,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既定战略方针。

    年逾七旬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这样评价道:“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极为深远。”

    这种转折是基于对真理坚贞不屈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追求、坚忍不拔的坚持,源于一种务求必胜的信念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门楼上大气磅礴的六个“毛体”金色大字映入眼帘:遵义会议会址。

    “在所有的革命旧址中,毛泽东只为遵义会议会址一家亲笔题写了址名。”费侃如说。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馆二楼,赫然看见一幅放大了的上世纪30年代遵义城旧照片。在泛黄的照片上,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很快指出了会址所在的位置,“建国至今,遵义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这种变化巨大而深刻。”遵义市委书记慕德贵说,1935年,遵义城仅有约5万人口,1949年也不过6万人,“现在,遵义中心城区的人口已有约80万,建成区面积也从新中国成立时的4平方公里增加到60平方公里。”

    一组数字,也许更能够折射出60年来遵义的变化——

    1949年,遵义的国内生产总值1.42亿元,人均仅40元,地方财政收入700万元,粮食总产量66.82万吨,工业总产值0.16亿元,发电量0.02亿度,1952年,公路通车里程655公里。

    2008年,遵义地区生产总值655.73亿元,人均9570元,达1400美元,财政总收入102.6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9.23亿元,粮食总产量342万吨,工业增加值280.67亿元,发电量157.57亿度,通车里程2.3万公里。

    近年来,遵义投资4亿多元恢复了红军警备司令部、苏维埃银行等旧址,建设了遵义会议陈列馆、四渡赤水纪念馆等20多个重点红色旅游景点。2006年,遵义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遵义还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10多个国家级品牌。

    回顾历史,立足当下,瞻望未来,慕德贵说:“遵义会议前后,红军铸就了‘伟大转折、出奇制胜’的不朽丰碑,从这里,红军走出低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这种转折不是侥幸发生的,是基于对真理坚贞不屈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追求、坚忍不拔的坚持,源于一种务求必胜的信念。”

    党和红军面临极度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走出困境,迈向胜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困难低头

    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侵袭而来。即使偏处西南内陆,遵义同样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与考验。

    遵义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琪说,自2008年9月中旬以来,遵义市部分企业减产限产甚至停产,工业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增速和增加值双降,大部分重点行业生产下滑,大部分重点企业产值减少,大部分重点产品产量下降,产品产销率明显下降,部分企业亏损严重。“由于市场低迷,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跌,导致遵义铝业公司、遵义碱厂、遵义铁业公司、贵州钢绳厂、遵义海尔冰箱厂等重点企业亏损严重,被迫减产限产甚至停产。”李琪说。

    危机当头,遵义人并未轻易低头服输。

    针对困难局面,遵义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5条意见,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13条意见,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16条意见,以及关于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21条意见。“应该说,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稳定了人心,增强了信心,增添了活力。”李琪说。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2008年,在遭遇历史罕见的冰雪凝冻灾害,下半年又为金融危机所侵袭的不利局面下,遵义市党委政府迎难而上,赢得了“三个首次突破”——

    地区生产总值年净增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14个县(区、市)财政总收入首次全部分别突破亿元。

    进入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加剧,遵义人却仍然信心百倍。

    抢抓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机遇,遵义通过积极努力,争取了一批重大项目开工。贵遵、遵崇、茅台高速已建成通车,杭瑞高速遵毕段开工,今年内将开工建设的还有黔渝快速铁路、杭瑞高速遵思段、新舟机场等项目。

    同时,针对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遵义正在着手规划“10加7”的产业园区建设,“10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危机过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慕德贵说,“10年后,我们同样有信心。”

    曾担任遵义市市委书记多年,现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傅传耀说:“我在遵义工作超过10年,遇到过不少困难,但无论任何时候,我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思路打不开的时候,我会想,党和红军面临极度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走出困境,迈向胜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困难低头。”

    新华社贵阳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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