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高调维权找回“身份意识”
有人也许纳闷，为作家维权可不就是作协的宗旨？话虽如此，事实情况正如作协发言人所说：“以前协会没有很好地落实，今后这一局面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此外，事件本身的若干细节也佐证了这点。
3位作家与《知音》的权益纠纷，缘于杂志今年刊发的3篇文章：其中一篇作者署名毕淑敏，实乃伪作；另两篇涉及内容失实、侵犯作家名誉等问题。不过，3位作家刚开始并没有想到找“娘家”，而是各自讨要说法，比如史铁生发表声明要求对方道歉，毕淑敏则将杂志社告上法院。作协方面也介绍，“3位作家并没有主动找到作协”，作协认为自己“有为作家维权的义务”，所以经由调查了解后主动介入了。
更有意思的是，作协维权的专门机构是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下称“权保会”），而毕淑敏、史铁生正是本届（自1997年起）“权保会”委员。也就是说，连作协维权机构的主要成员都忽略了自身所拥有的“组织力量”。恰因为这是作协主动上门为作家维权，更可看出这个协会组织正在发生新变化。这意味着，中国作协力图通过观念转变及角色转换，找回和确立自我的“身份意识”。
7月适逢中国作协（前身为“全国文协”）成立60周年，同样由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发表社论，标题就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纵观作协历史，将这个“基本宗旨”提升到如此高度，当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社论提到：“当作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作家协会要挺身而出，有所作为。”
这次作协主动站出来为作家维权，自然可以看成作协角色转型的体现。去“行政化”之弊，增强服务意识，这是国内协会组织普遍面临的挑战，也是市场经济改革所提出的转型要求。中国作协当前的使命就在于，把一个官僚化的作家管理机构转变为真正的服务型协会组织。
不过，还不能过于急切地期望作协马上来一次“华丽的转身”，她的转型之路必定充满艰辛。比如这次维权行动中，作协的具体操作就存在些许瑕疵。按照相关章程，“权保会”根据委托人的申诉立案。这大致类似于“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即作家不来申诉，“权保会”一般不予以立案处理。章程还规定，（申诉）当事人应当提交书面申诉书。而另有报道提到，当记者告诉毕淑敏中国作协将出面维权时，她显得十分高兴。这说明，3位作家既没有主动向作协申诉，还可能尚未正式提交书面申诉书。当然，这些程序上的问题完全能够在今后加以完善，也无碍于作协此次维权行动的积极意义。
“依法维护作家权益，是作家协会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种种缘故，这一基本职责以前没能得到充分体现。现在，作协高调亮出维权旗帜，履行“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承诺，或可证明中国作协正在回归自我，重估协会的价值立场。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