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媒体监督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这是继《昆明日报》用整版公开领导干部联系电话、增建“网络发言人制度”后，云南及昆明在信息公开和舆情互动上的又一新举措。尽管《条例》以昆明市检察院为主体，但它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几乎包括了民众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全部。如果真的能扎实推进，假以时日，媒体监督起码在昆明可以打开一扇新门。
自“躲猫猫”和“小学生卖淫”事件后，民众对这个西南省份的关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间，既有对媒体报道的关注，更有对相关人员所作所为的关注。而媒体能否给出令公众满意的报道，就成了焦点中的焦点。而这，却不是仅靠媒体特立独行就能解决的。
有关部门及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如何学会和媒体打交道，怎样由被动招架转为主动应对，成了网络时代的执政部门必须面对的课题。网络技术日益发达，俨然使各式各样的信息非常规手段可控，而鱼龙混杂的“网络参政”越发把身处其中的部门和人员推到了风口浪尖。干扰和阻碍媒体的依法监督，越来越成为一个必须摒弃的选项。
“瓮安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处理结果表明，但凡地方党委政府说了真话，就没有再起波澜的；但凡地方党委政府一时未能及时调查和公布真相的，就会导致风波。媒体监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媒体监督和部门作为视为冰与火的关系，这种以邻为壑的思维实质上还是欺和瞒的封建意识在作祟。
昆明这个干扰阻碍媒体监督将被问责的《规定》能走多远，不在于发布主体是市委、市政府还是市检察院，而在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把规定从被动应付变为主动接受。一个前车之鉴是，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从法理上对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予以阐述和保证，但从运行一年多的结果看，其成效不容乐观。而这，绝不是无法可依的事情。
今年4月13日，在中国政府的第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依法保障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已被正式载入。对于政府部门和媒体来说，缺少的不是法律对媒体监督权的肯定和保障，而是如何把这种保障和肯定落到实处。
日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给地方政府10条应对网络舆论的建议》中，核心观点即是：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中国青年报》7月24日）或许，对各级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来说，这应该是工作中的常识，也是法律规定中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