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该新闻之所以形成波澜，引起广泛关注，主要在于这是一次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较大规模招兵，而且大学生到部队后并非充任军官，而是当士兵。
可以肯定，随着其进入常态化，必将复归平静。但由此而来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乃至历史性的。因为这开启的是军队建设史上的新时代，具有标志意义。
12万名大学生入伍：是历史的重复，更是时代的使然
我军历史上有过3次知识分子抑或学生大规模入伍，带来的都是我军发展尤其是人才队伍建设上的大发展。
延安：“大批地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基层工作”
第一次出现在延安时期。由于有了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而带来延安文化建设的一次跃升。当时之所以出现“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之势，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在延安；另一个是党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认识上有了突破，即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及经验教训，全党开始初步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抗战初期，一批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党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怀疑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抑制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
据此，毛泽东于1939年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性文件，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要“大批地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基层工作”。1940年，中央指示要“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要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此后便出现了“革命的知识青年成批地投入军队”，这成为八路军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年底，有10万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伪反动派的重重障碍投奔延安。
大学生进军队促使技术军兵种顺利组建成军
第二次是解放后不久。为了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和改善部队官兵的文化构成，国家动员数万名大学生进军队，这又是一次官兵文化素质的跃升。也就是说，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要避免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提高广大官兵的文化素质；再一个就是加紧撒手锏武器的研制。两方面都涉及到吸收地方人才入伍，于是国家和军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地方院校接收了大批毕业生充实到部队军官队伍中来。
正是这一有力措施的落实，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同时也保证了一些技术军兵种顺利组建成军。在加快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研制方面，除了进一步发挥原有军队科技人员的作用外，还有针对性地选调地方科技人员到军队中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甚至从国外吸引一批高层次专家于国防科研领域。可以说，这个时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国防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学生官对更新部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完成我军建设机械化军队对军官素质的需要，自1980年起，我军便有计划、大批量地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入伍。为了加强这一工作，1983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国家计委、教育部、总参、总政《关于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培养军政指挥干部的请示的通知》，从这一年起，连续3年从地方大学批量招收毕业生，补充到基层军事指挥岗位上去。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学生官，这一次同样对军队基层军官队伍素质的改善，尤其是更新部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学生成批量地进入士兵队伍是第一次
与前3次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入伍，本次有了许多新的特点。首先，这一次招收大学生入伍，与其说是军队建设的特殊举措，不如说是国家与军队建设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笔者在2008年9月向军委总部提出的《关于采取必要措施，借助有利时机，推动建设一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士兵队伍的建议》中就提到，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社会基础，从军队建设上来讲，信息化战争属于战争样式的重大转型，将对人才产生新的需求。从国家的人才培养状况看，我国的大学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依照国际划分，当大学入学率达到15％后，便由精英教育化为大众化教育，超过50％便成为普及化教育。中国1998年大学入学率是9．8％，那时仍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到了2002年便突破了15％，从此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此后提高很快，2007年时达到23％。大量的大学生产生出来，必然要进入各行各业，包括军队，这有其客观必然性。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困难，这种情况下军队招收大学生入伍便顺乎自然。
从表现方式来看，过去军队军官产生在“依托国民教育”的指导思想下，许多国防生进入军官队伍中来，间或有些大学生入伍当兵。但作为政策制度和战略规划的方式表现出来，成批量地进入士兵队伍，这是第一次。经过几个批次的招收，军队的官兵素质必将产生一个大的跃升。
12万名大学生入伍：是在机遇中突破，还是在挑战下折羽
大批青年大学生入伍当兵，不管是对于整个军队建设，还是对于大学生，都属于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现实命题。
12万名学子投身军旅，可能面临3个前途：一是到部队后水土不服，空有一腔热情，转一圈后便哪里来回哪里去；二是勉强适应，但取得的成绩与一个大学生的资质不相适应，长期游荡在去留之间；三是有效融于部队建设的主战场，多有突破，成绩斐然。
同样，部队面对国家和军队作出的一个战略举措，结果也可能有3个：一是通过管理教育能力的提升，与对当代大学生素质和行为方式的有效把握，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有效发挥，由此带来我军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的巨大飞跃；二是由于管理教育水平跟不上要求，导致脱节，结果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三是出现严重不适应，进入者被淘汰，后来者却步不前，士兵征召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适应与否，这并不是一个想象和推理中的命题。以上世纪80年初的学生官为例，他们入伍带来了基层军官构成的新气象。但也必须承认，由于认识、管理和人文环境的原因，也由于新加入者和原有人员之间存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差异，许多大学生出现了较长时间的水土不服，结果是大部分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主动或被动出局。
那么，在12万名大学生入伍问题上，双方面临哪些挑战？笔者认为双方都有几个方面需要应对。
在当大人物之前先做好小人物
良好的教育，青春的年华，对未来人生的憧憬……这些决定了这批大学生能够在军旅生涯中获得应有的价值实现。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正确把握面临的挑战，同时实现超越。那么，我们关注和思考哪些问题呢？
第一，调整心态，摆正位置，找到正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大学生到士兵，是否存在落差？存在，也不存在。
讲存在，主要源于传统观念和做法。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我们社会形成了很强的重形式的评价机制。同时我们社会又经历了很长的精英教育阶段，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成为国家干部，从军到部队也自然成为军官，社会是这样规范的，人们的价值观也停留于此。
讲不存在，随着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教育过程仅仅化作从事较优越社会职业的基础条件，而非必然。加之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已不再是天之骄子。
同时，从职业意识上看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变化，尤其随着士官规模的不断扩大，及推行新的士官制度，我军的职业化色彩愈来愈浓厚，从军当兵也将是一种良好的职业选择，其间同样存在着成就事业、成就人生的阶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军与从事其他职业在许多方面并不存在质的差异性。
可以说，要保证放平心态，调整姿态，对自己、对已经作出的选择有正确判断很重要，唯此才有希望弄清自己的方位与前进方向。
简单地说，你想做大事，当大人物，但在做大事之前，你必须先做好小事，在当大人物之前，你先做好小人物，可能未来你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但在这之前，尤其在现实情况下，你必须先当好士兵，只有当好了士兵，你才可能成为将军。在部队总体而言，“超女”式的人物产生出来的概率相对小得多，只有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并适应之，才会通向坦途。
改变规则前你必须先适应规则
第二，适应规则，进入角色，以务实扎实的行为成就未来。一般而言，大学生入伍最难的是适应军队的职业规范和行为规则，因为只有适应了与社会存在较大差异性的规则，才可能进入角色。所以，大学生进军队这一特殊集团，对自己将担负的职责及其职业特征、职业要求必须尽快了解和适应。
每一个集团或职业都有其特有的规范与规则，尤其是军队更有其鲜明特色，包括纪律是严格的，命令是刚性的，牺牲是天然的，等等。
具体来看，社会已经进入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但军队在宽容多元的同时，更强调和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价值观。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地方已经进入鼓励和张扬个性的时代，军队在张扬个性的同时，更强调和突出集体意识、组织意识，强调集体重于个体，个人服从组织。在地方你是否牺牲奉献，全在于自己，而在部队便赋予了一定的强制性。比如，面临死亡的威胁，你是冲上去还是逃避，对于社会大众来讲，取决于自己的道德感，因为法已经赋予我们紧急避险的权利，然而全社会惟一没有这种权利的是军人。即使你明知前面是死亡，只要军令下达，必须扑向死亡，这既是道德的倡导，也是法的迫使。
正因为此，进入军队后，即使你深感某些规则的“陈旧”，但在没有更易前，你还必须按规则去做。也就是说，你想改变规则，但改变规则前你必须先适应规则。
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
第三，正确感知并把握我军履行新使命的时代脉动，找到自己与军队建设需求的最佳契合点。
一个青年人有多高的精神境界和多大的胸怀，决定着成就多大的事业。其途径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修养；另一个是主动和真切感知时代脉动，把握国家与军队建设的发展步伐，找到与自己之契合点，融于其中。后者从阶段特征上讲，更直接，更突出。
其实，这一规律已经被印证，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的能力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因而相当多的青年并没有多大成就，至少“文革”期间是这样。由于改革开放，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才得以解除，潜能得到激发，于是一批批英才脱颖而出。这就决定了大学生们要想成就未来，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和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结合起来，与我军承担的使命任务结合起来，并与之同频共振。
12万名大学生入伍：加入者与管理者追寻的最大公约数
从政策面来看，国家和军队已经为大学生开出了较为优厚的条件，但要保证这一战略决策取得理想的成效，需要从几个方面作出努力，或者说寻求若干方面的最大公约数。
大学生入伍不仅仅是军队的事
第一，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吸收大批学生入伍，需要我们从战略上进行全面认识，这原本就不仅仅表现为改善部队兵员素质的举措，同时也是提高全民国防观念，尤其是提高青年大学生国防意识的重要举措。
由于历史文化与军队特质的原因，军人的人文素养不是太为社会所认同，旧社会讲的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此有知识者不当兵成为一种传统。
从军队的特质来讲，很长时间里士兵是角力，角智是指挥员和决策者的事情，再加上我国的大学教育快速发展不过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半期的事，不可能有更多人脱离开经济主战场到军队中来，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人才需求，对我军来讲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情。种种原因，在过去较长时间里，士兵文化素质基本维持在一个较社会主流层级偏低的状态。因此，虽有军人在边境作战、抗灾救灾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烈的政治素质和牺牲精神，但认同度并不是很高。
有了这次大学生入伍当兵，若能持续若干年，真正使大学生成为士兵队伍的主体，那时军队履行新使命能力必将大大增强，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得到大幅提升。这原本就是提升军事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全军上下只有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大学生入伍，才能够以更强的责任感去对待，并将事情做到更好。
带大学生士兵方法的改变是全方位的
第二，行为方式上的最大公约数。大学生入伍当兵，对军队建设带来的决非单方面影响，而应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影响。
从思想教育来看，有一个提高针对性的问题。对中学生士兵和大学生士兵开展思想教育，差异性很大，前者可以采用更多的灌输式，或单向思维下的思想和精神塑造，因为中学生由校门到营门，在校时因应试教育而疲于奔命，对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了解并不多。即使毕业后进入社会，号称是“什么景都见过，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事情都做过”的打工族，实际上也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对政治思潮和多元价值观不甚了解。
大学生士兵与其大为不同，尤其是这个不同主要不是反映在知识量上，而是反映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毕竟大学是思想的集散地，那里有各种思潮和思想观念的碰撞，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社会也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对他们再照搬原有的思想教育方式，显然难以达成目的。这就决定了更新观念，寻求有效应对之策的必要。
从管理方式来看，有必要提高管理水平，并且这个提高重心在领导和机关。通常情况下，提高管理能力强调与士兵接触最多，离他们生活最近的基层军官，因为他们对士兵的成长影响更大。
比如，上世纪80年代那批“学生官”处在土生土长的军官队伍中，二者志趣不同，甚至话语系统有异，这应当算是不利的成长环境。但今天的基层军官队伍已是清一色大学生，许多还是地方大学入伍的国防生，差异性大大缩小。
因此，强调提高管理能力重心在领导和机关，有其必然性，特别是现在产生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和冲突已经表现为系统性、观念性，即由决策管理层的许多管理规定与对象行为特点出现了不适应和不和谐。比如，网络时代对网络的管理就是一个表现于管理领域的突出矛盾。大学生入伍前几乎天天挂在网上，调查显示，互联网已经是青年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如果你一堵了之，他们必感不适应。
这期间实际上主要存在着观念问题，尽管互联网上有不良信息，但我们还必须想到，既然他们在读大学期间没有因上互联网而堕落，为什么进入军队就一定成为防范对象，似乎稍不控制就会出问题呢？
从训练和执行任务来看，也有一个优化和提升的必要。大学生士兵因其文化素质与思维和辨析能力的提升而决定着我们的训练方式必须与之相适应。
此前有媒体曾经注意到，随着几年来大学生士兵进入部队，在接受能力上的差异与我们一些部队训练方式上的刻板发生了矛盾，也就是出现了“吃不了”与“吃不饱”的矛盾，但那时还只是个别现象。如果大学生士兵成为主体后，以训练初高中生的方式训练大学生，显然既不经济，也没有效率，更难调动大学生士兵的兴奋度。所以，我们的训练大纲与训练模式必须考虑进行修改，避免低层次循环。引申来讲，所有军事和后勤、装备系统都有一个与对象素质特点相适应的问题。
用立法来保证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地担负社会责任
第三，体制制度建设上的最大公约数。这反映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把加强我军民主建设进一步提上日程，随着大学生士兵的大量增加，原有的“三大民主”在内容、形式与方法上必须加以丰富，以适应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诚然，军队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但通过民主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显然不失其时代意义。
其次是深化评价机制和竞争机制。包括大学生直接提干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对于吸引大学生入伍很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以什么评价标准和程序规范来保证优秀者脱颖而出，从制度上完善至关重要。
再其次是国家出台相关的兵役法规，为大学生入伍可持续化奠定法律基础，势在必行。
今天大学生入伍的热情很高，多原因中一定有国际金融危机和连续多年高校扩招导致就业困难的原因，但国际金融危机总要过去，大学招生也将随着高中生数量的下降、出国留学人数的大幅增长而发生变化，因此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政策吸引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法的刚性规范为大学生从军奠定坚实基础。
西方国家军队中所以能够持续吸引优秀大学生从军，很重要的是有法律作后盾，当然也有社会氛围的支持。当年克林顿因为逃兵役几乎失去了入主白宫的机会，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进行相关立法，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平民子弟与官员富豪子弟负有同等的服兵役责任的问题。在进入民主政治或平民政治时代，我们必须在此方面打破等级制度，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地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哪怕他是高官之子、富豪小姐都应做好法律范围内的服兵役的准备，即未入选是国家和军队的意志，接受选拔是你的责任。唯此才敢言，大学生入伍已经进入到一个秩序和稳定持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