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盒方寸地 控烟主战场
这个有40年烟龄的“老烟民”坐在一大堆控烟专家中间。尽管他身后有庞大的3．5亿中国烟民，但在很多控烟的会议上，这个群体沉默着。7月25日上午，徐迅一大早就骑车赶来清华大学，参加一场模拟听证会，唱一唱他的“反调”。
本场讨论的焦点是卷烟包装的警示标志。其核心问题是，到底能不能把腐黑的肺、烂脚丫印在一个“中华”或“中南海”的烟盒上，以达到控烟目的。控烟专家认为，此举最大的阻力是中国烟草“政企不分”、利益纠葛过甚；烟民则怀疑，烟草控制当前是否合时宜、合国情烟情。
“何必把控烟这场‘国际游戏’太当真？”徐迅说。
用什么标准合适
为了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称《公约》），中国政府于2008年发布了《境内卷烟包装标志的规定》（以下称《规定》）。然而，此《规定》却引起了控烟人士的大不满，被指是对《公约》基本精神的“有意抗拒”。
控烟人士认为，《规定》中的中国烟草包装标准离公约还有很大差距，健康警示不仅要大而清晰、位于顶端，而且应是彩色图形。但中国的健康警示只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文字，基本不可以轮换，只占烟盒包装的30％，达不到《公约》要求的“醒目”。
然而，烟民们不这么想。徐迅说，控烟其实是参加一种“国际游戏”，可以沿着这个游戏规则玩下去，但是不必太认真。他还对抽烟有害健康的现实依据表示怀疑。“理论上说我抽烟只能活到60岁，不抽烟可以活到70岁，但谁真正预测到我原本就能活到70岁呢？”徐迅调侃似地问道。
现场帮烟草企业做营销工作的林岚女士也提出，虽然现在的烟盒上没有很恶心的图片，但基本的警示是有的，这跟《公约》的要求是一致的。在今年上半年国家整体税收下滑的背景下，香烟的税收仍在增长，相关的产业链非常庞大。如果控烟执行得特别彻底，将会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
湖南农业大学烟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冀衡则拿出了自己对世界153个国家烟草标志的评估结果，证明中国目前执行的烟草标签标志的情况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我们应该客观评价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到底处于何种状态，从而做出判断，中国是不是有必要作为全世界的标兵来完成这项工作？”
事实上，《规定》出台前的相关会议，周冀衡参加了。在他看来，《规定》的出台并非为了帮烟草业“适度抵制《公约》”，而是平衡各方利益，按《公约》要求的下限执行的结果。
可是，这些说辞并不能打动“听证会”现场的控烟力量。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仍然十分相信，如果烟标能够印上冲击力更强的图片，那么将会更能保护人们的健康。“中国吸烟成年男性中只有16％知道吸烟导致阳痿，如果在烟盒上印‘吸烟导致阳痿’，将对中国3．2亿男性烟民产生巨大的健康教育效果。”她还拿出人体流行病数字证明，一个吸烟者的平均寿命会比不吸烟的人缩短10年。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市禁烟立法咨询专家崔小波指出，中国履行《公约》之后，烟草销售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将近20％，这种局面跟烟草包装的“警示不到位”不无关系。他坚持认为，目前中国在控烟问题上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做标兵，而是能否下定决心不以牺牲国民健康来换取企业利益和经济的发展。
《规定》该由谁制定
听证会上的另一个争议是：作为负责烟草生产销售的主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烟草控制的《规定》合适吗？
周冀衡认为，目前烟草专卖局实际是国家授权管理烟草、控制生产的职能部门，也是受委托制定《规定》的，因此，这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合适、不成立。至于以后怎么使政企分开、生产和监督部门分开，是另外的问题。
他还提醒大家注意中国烟草企业和国外的不同。中国烟草是中央直属企业，不可能随意支配一分钱，它所创造的利润、税收，一切的财富，不属于企业本身，而是执行国家生产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加或减少一定数量的烟草生产、消费，对企业本身影响不大。
周冀衡对控烟人士的努力也表示不能认同。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烟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烟草控制问题会很快地迎刃而解。当有一天烟草不需要专卖的时候，作为一般商品，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控烟，经常是在牛屁股上扎两刀，结果使它跑得更快，没弄对地方。”
中国控烟协会宣传部主任张静显然无法同意上述看法。她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烟草业政企合一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只不过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张静看来，控制烟草是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烟草专卖局作为利益相关方，来作制定政策的主体是不合适的。“由于主体不成立，《规定》的合理性就颇应该受质疑。”
此前，崔小波等学者曾强烈建议，将国家烟草专卖局改革为烟草控制和管理局。在“政企分家”后，使国家烟草控制和管理局作为管理机构，行使烟草控制的政策制定、监督、执行等履约职能；而烟草总公司作为企业个体，专门负责烟草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工作。两者职能应该各自独立，互不干涉，互不交叉。
烟文化何去何从
在经济问题和健康问题之外，还有人提出了中国特有的烟文化。
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郑钊提出，吸烟是重要的交际手段和公关措施。在民间，没有烟，遇到红白喜事，是很难办好的，或者是很难过得去的。因此，在中国如何控烟，应该在充分了解中国自身传统文化和法律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判断。
崔小波也指出，一方面，卷烟包装的警示标志执行情况不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卷烟广告和品牌的意识很强。中国很多烟草品牌使用名山大川和政治性非常强的词句作为品牌，比如“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这些烟草的包装和烟草危害结合在一起，是十分矛盾和怪异的现象。
在市场上，一些烟草广告还赤裸裸地暗示着烟与金钱、权力的关系——“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在古代，卿相这一官位相当于今天的总理。
“问题是，中国烟草文化的近百年历史和烟草的危害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等关系。”崔小波认为，健康信息的传播，才是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提高的基础，中国在烟草危害的信息传播方面仍远远不够。
模拟听证会主席、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说，立法决策既需要政府不同权力机关的协调、平衡，更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我们现在在控烟的时候还能听一下吸烟人的话，我们在制定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时候，很少请一个药物依赖者来发表他的意见。我个人主张，我们应该充分听取各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