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中的媒体：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如此争夺市场引起的新闻乱象，如今已成媒体一景。在网络时代，一些媒体为“抢新闻”，将网友爆料帖直接拿来报道，而不核实真实性，事后再更正澄清。人们不禁质问：在抢新闻、抢销量面前，媒体的责任哪去了？
“现在科技发展、全球一体化带来了对新闻工作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我们是不可不变的，要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但是有没有不可变的呢？不可变的，我认为就是社会责任。”原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7月26日接受新华网网友提问时说。
在市场中迷茫的媒体
今年上海高考，有网友发帖称作文题为“金融风暴中的我”。该“作文题”一出现，就由新浪、搜狐等网站及上海电视台先后误报。经证实，真题是关于“郑板桥的书法”的材料题，后在《新民晚报》、《文汇报》等纸质媒体上，又出现了不同版本。
《中国青年报》近日与中青在线联合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78.0％的受调查者认为，主流媒体报道应对“所有读者负责”，居第一位；认为应对“可能被报道影响波及的普通人负责”的占13.0％，应对“被报道者，比如明星、举报者负责”的占5．9％，认为应对“销量、点击率和企业广告主负责”的仅占1．1％。
“新闻报道要对事实负责，‘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这个理念不能动摇。目前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较多，报道假新闻等于企业提供假冒伪劣产品，其危害不仅波及社会和受众，对媒体本身的信誉也是一种‘自杀’行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庆光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本报报道的吉林松原高考集体舞弊案件，当时就面临“先报还是后报”的难题。抢在高考第一天刊登报道，最能引发社会轰动，但必然会影响该地区全体考生应考。在高考后报道，新闻又面临变“冷”的风险。
“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是首要的，我认为它是条原则。现在的确有记者会因为抢新闻，‘发了再说’，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媒体、记者的形象和口碑不好。”温州日报科教文卫部主任郑祖欣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对“在暴力、色情犯罪案件新闻中，您赞同出现犯罪细节吗”这一问题，65.0％的受调查者选择“反对”，19.0％的人选择“赞同”。反对的首要原因是“可能导致模仿犯罪，不利于建设社会良好风尚”，其次是“不利于青少年教育”。赞成的首要原因是“有知晓预防的必要”，其次是“这样才能吸引人看下去”。
“对青少年和社会负面影响的制造者，不是媒体，而是被媒体报道的那些人和事。要承担社会责任，首先是这些人和事，而不是媒体。媒体报道这些事情，意在监督、警醒社会。现在的青少年也不傻，不需要别人有意识地替他们思考。”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陈宝成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郑祖欣回忆了对一起重大车祸的报道，报纸在一版排了三五张伤者的照片，后来被撤下了。“领导说都是血淋淋的照片，发一张和发三张说明的事情是一样的，发三张太渲染了。”
“消息需要经过处理，像车祸、案件这样的信息，一定要告诉大家，但渲染、放大某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况且靠这个，有时也不能真正吸引眼球。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做得深入一点，多追问一下，可能更吸引读者。”郑祖欣说。
新闻媒体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党报系统保持了严肃性，而都市报、新闻门户网站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追求点击率、娱乐性的倾向则日趋明显。有分析认为，对媒体社会责任也应当分层，对不同媒体提不同要求。
在本报调查中，对“你认为党报应坚持严肃性、而都市报可以追求噱头吗？”这一问题，51.0％的人反对，23.0％的人赞同，18.6％的人中立。
郭庆光教授认为分层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责任，对任何形态的媒体，要求标准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认为，坚守社会责任仅仅是主流媒体的义务，而另一些媒体则可以为追求点击率、销量而报假或者以煽情、刺激方式招徕受众。”
“我认为要求没什么不同，都市报更多靠市场摸爬滚打出来，但如果由此认为社会责任可以弱一些，对其长远发展是不利的。用事实说话，去监督执政党、政府、社会公众人物，就是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然，由于党报的先天优势，更容易有权威性，但都市报也会有所作为。”陈宝成说。
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08年北京媒介公信力调查报告显示，党报的相对公信力高过市场类报纸，《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占前两位。
陈宝成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市场化、都市类媒体读者的品位提升之快，绝非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可比。“经过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都市类媒体转型、提高品位，已经成为共识，这就必然对记者的采访报道提出更高的要求。
“防火防盗防记者”？
2009年6月16日湖北“烈女”邓玉娇一审宣判无罪，被传为“媒体审判”的又一胜利。“媒体审判”一词近年来频现于法律界、新闻界的辩论台，有人称赞这是媒体履行了社会责任，有人批评这是媒体的越界。
“其实在近些年来的重大案件报道中，比如邓玉娇案，客观地说，我们很难看到媒体报道影响了司法判决，而是更多地看到媒体在获取信息时的步履维艰。”陈宝成说。
他认为，对都市类媒体记者来说，不用说新闻报道能影响法官，就是正常进行采访报道，也往往很难做到。“记者采访时经常会遇到‘次公民待遇’，已成为不少地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与其肩负的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职业要求是不相称的。”
2008年夏天，陈宝成去某中级法院采访银行员工盗用金库资金购买彩票的案件，就有记者同事被“请”出法庭。法院工作人员称：“我知道今天混进来的记者不止你一个，如果你能揭发一个，我就让你在这里旁听。”
“由于当地法院的人不认识我，我侥幸逃过了被驱逐的命运，在3名便衣警察的中间，坚持听完了7个多小时的庭审。”陈宝成说。
“从这一点，可以说当前的中国媒体，不具备所谓‘媒体审判’的能力，或者说，连舆论监督的能力都存在很大欠缺。有人说要防止媒体审判，我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借防止‘媒体审判’之名，拒绝舆论监督。”陈宝成说。
2009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要求检察机关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检务公开。自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效之后，信息公开、推进舆论监督的社会呼声也越来越高。
陈宝成建议，在未来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加强信息公开的制度性建设，建立“该公开信息不公开”的惩罚机制，通过制度的力量，来纠正地方或者个别人员由于认识偏差导致的问题。
在约束媒体方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3月24日发出《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但在监督执行上，还没有建立操作性机制。媒体报道失实主要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罚，通常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失实报道从严发落，一些情节不严重的，有时仅以写检讨、罚款等内部处理了事。
在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中，有三分之二的准则明确规定，报道失实必须予以“及时更正”。《纽约时报》专门设置更正版，许多是编辑发现后主动更正。
而比如此次上海高考“作文门”事件，出错的纸媒在第二天再次刊发作文题，并未更正前一天的失实。网络媒体则更简便，用正确的文本替换，就算“更正”。
“新闻人想的应该是总书记、总理最关心的问题”
1993年我国曾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中央为此加强了宏观调控。但到了下半年，社会上出现一种说法，说现在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主要是宏观调控政策造成的。当时不仅企业叫，北京召开了100名经济学家参加的研讨会，也一边倒地说宏观调控政策是错的，有的报纸马上就突出报道。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决定，让记者进入当地企业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最终没有跟风，选择了支持宏观调控路线。
范敬宜说：“社会责任是什么？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具体到新闻工作者身上，就是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维护稳定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体现在把握好舆论导向上。”
“对于导向，不能作狭隘的理解，认为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不用多动脑子。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记者一要了解全局，二要了解群众。即使一时不被理解，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最后历史还会证明你是尽了责任的。”范敬宜说。
《中国青年报》网络调查显示，在“报纸、新闻门户网站等主流媒体应当担负哪些社会责任”中，“监督政府社会、揭露黑暗”占35.7％，位居榜首，“提供政治、经济等方面可靠信息”占29.4％，“提升公众知识文化水平”占20.7％，“满足大众娱乐休闲需要”占11.14％。
“的确，目前媒介市场竞争激烈，新环境下新闻伦理出现了一定的模糊，但新闻事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使命和精神是永恒的。这种新闻精神的核心，就是对国家社会负责、对公共利益负责和对受众负责。媒体的一切经营行为，都不能违反新闻精神，否则就不是一家合格的新闻媒体。”郭庆光说。
“温家宝总理曾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这番讲话拨开了一个时期以来笼罩在新闻价值观上的各种迷雾，实际上是讲明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新闻价值观。”范敬宜说。
“我们新闻工作者身在江湖，想的应该是总书记、总理最关心的问题。这不是狂妄，也不是夸大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而是说‘维护稳定，匹夫有责’。”范敬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