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庆：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戴国庆现任首钢总公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同数字和经济政策打交道——进行信息分析、对公司的经营战略提出建议……不时地，这位“业内专家”还得接受财经类媒体记者的“骚扰”。
“越老越值钱啦！现在社会为人才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发展环境。回头看我这60年，可以说每个转折点都有‘知识改变命运’的痕迹，也深刻感受到国家对人才越来越尊重。”戴国庆说。
1961年，由于父母工作变动，正上小学五年级的戴国庆随父母来到河南省信阳市。有一次，他来到父亲工作的乡村——邱湾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他头一回体验农村生活：睡在高粱秆儿编成的“床板”上，床底下一头老母猪整宿地发出“哼哼”声。更令他吃惊的是，村里竟然没有小学只有私塾。学生们如果犯了错误，绷着脸的先生便拿出一块长木板打手。每打一下，站在旁边的戴国庆的心就揪一下：“手被打得通红通红的，看得我心惊肉跳。”
“那时候的信阳地区，行政区划包括现在的信阳市和驻马店市。整个信阳地区连续多少年没有一个人考上重点大学，主要是因为外语不过关。”戴国庆记得，当时外语师资非常缺乏，外语考试对学生们来说成了一个障碍。后来负责教育工作的领导组织举办培训班，想尽各种办法“挖”专业老师，情况才逐渐得到改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戴国庆开始阅读大量书籍。马列著作、欧洲和俄国古典文学、欧洲古典哲学……戴国庆不仅自己读，而且带动同学一起阅读、讨论。
第一次改变戴国庆命运的是他写的一篇文章。
1979年，戴国庆将这篇文章寄给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文章对著名经济学家孙冶芳一篇论述价值规律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这篇带有探讨意味的稿子辗转到了孙冶芳先生的手上，孙先生看完后，托人带话给戴国庆：“文章挺有意思，想见见你。”
“我真是巴不得呢”，戴国庆当时正好在北京，就跑到孙先生在北京开会下榻的宾馆，两个人谈了将近1个小时。谈话结束后，孙老先生说：“这个年轻人基础理论不够扎实，但是善于思考问题，有想法，是个可造之材。”随后，戴国庆就从他插队的山西省襄垣县被调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全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激励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主流价值。
戴国庆萌生了考研究生的念头。此前，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旁听过，“我把大三学生的专业课听了一遍，收获很大。除了老师上课讲解，还有专门的讨论时间，同学们针对同一问题进行思想碰撞，很有启发”。
时间紧张，加上戴国庆上学时只读到高一，以“同等学历”身份考取人大的研究生并不容易。“我这一辈子学习都没那么苦过！”
说到这里，戴国庆声调也高起来，“插队的时候我就不服输，挑粪、拉板车，农村壮劳力干多少，我就能干多少！凭着这股劲儿，我就不信考不上！”
戴国庆找来历年的考试题，分析试题特点，恶补欠缺的课程：“真是挥汗如雨，咬牙拼搏，不分白天黑夜地学学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33岁的戴国庆，如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1982级的一名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工作。
为了培养人才，国家不仅恢复高考，出国留学政策也逐渐完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新一轮出国留学热潮渐起。
1990年，戴国庆申请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戏称，这是一次“洋插队”，亲眼目睹了东欧巨变和英国撒切尔夫人对英国垄断行业大型国企进行的“非国有化”改造，切身感受到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各方面生活。
“留学生有机会在周末去英国当地一些家庭体验生活，有一次男主人领我去看花卉博览会，当时在国内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很多品种的花儿，专业化种植，各种园艺工具也十分新奇。”不过，戴国庆回国五六年后，发现国外这些先进的工具，以及品牌服装、大型超市在国内也逐渐出现了。
前一阵子，一位经常出国的朋友对他说：“以前觉得外国超市里的东西质量好、便宜，在国内买他们的东西都得贵出三四倍，现在已经差别不大了，还多了不少‘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东西。不少海归都愿意回国工作、创业。”
“现在的社会，只要你是人才，有本事，就能找到用武之地。虽然我快要退休了，但会退而不休，仍然要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作贡献。我未来的生活，一定和我们的国家一样，更加美好！”戴国庆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充满了坚定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