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挤费到不查乙肝：“专家曝”的风险
今天媒体报道某个部委动向，明天这个部委就出来辟谣，这已成为舆论中司空见惯的景象，不过这两天似乎特别集中。有媒体曝已通过专家评审的广州拥堵费很快就会征收，广州一位副市长迅速辟谣称“连我都不知道”；有媒体曝“中石化两大集团认为现行调价机制过于透明”，第二天中石化官方就否认有过这种说法——这样的“先曝后否”极大地伤害了新闻的公信力，也使时评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
分析这些“先曝后否”的新闻，多数中都可以看到专家的身影：消息确实不是出自政府官员，不是由相关政府部门曝出，而是由与该部门有着密切关系、身上印着该部门符号的专家曝出。因为这种与部委相关的身份，专家会暧昧地自命为官方，媒体会将其解读为官方，结果到公众那里就理解为板上钉钉的官方决策了，引起激烈争论甚至轩然大波，官方不得不站出来辟谣。
为什么会频现“专家曝”引起的传闻和误读，为什么“先曝后否”的政务新闻一再发生？这暴露出中国当下官学不分、政务闭塞、精英决策等方面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专家和官员身份纠缠不清。许多专家学者，既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当教授做专业研究，又在政府部门担任智囊或顾问，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比如，卫生部就按专业门类聘请了许多专家担任该部门的专家委员，为相关决策提供专业支持。随着政府决策对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各部委都设置了类似的智囊团。这本是一件双赢的事，可由于专家有了官学双重身份，而他们又缺乏“多重身份下区别身份谨慎发言”的意识，有些人甚至利用这种身份故弄玄虚，这就导致了信息的混乱。面对一个专家发言，公众难以区分到底是专家个人意见还是官方定论，以至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引发轩然大波，前段时间孙东东言论引发的风波就是这方面典型。
专业观点与官方意见的混淆，随之暴露出政务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消极。一个政务信息透明的语境中，会很少出现这种误读和谣传的。媒体很容易从官方途径获得权威信息，就会减少对“业内消息灵通之专家”的信赖，从而避免专家个人观点和官方意见的混淆。由于官方不愿意透露，而民众对类似会不会征拥挤费、查不查乙肝之类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信息又非常渴求，记者难以从官方那里得到准确信息，采访相关专家就成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以此来增加新闻的权威性。许多事关政务的新闻都是如此，官方讳莫如深刻意回避，只好由专家来补位。结果导致误读，官方不得不被动站出来辟谣或撇清关联。
由于官方新闻发布的不完善，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舆论景观，许多重要的政策经常都首先由相关专家曝出。官方的缺位，也在无形中抬高了相关专家的地位和身价——公众无从直接获得信息，要靠专家这个信息中介去获取。
这样的新闻发布潜规则，与我们过度精英化的决策机制有很大关系。我们当下的许多决策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径：先由官员确定方向，再由专家讨论形成某个决策，再在圈内业内非正式传播，最后公众才“被告知已成定论的结果”——这典型地表现在“取消五一长假”决策上，方案尚未交付公众讨论，专家就确凿无疑地说“取消五一黄金周已成板上钉钉的定论”。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专家曝”，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精英决策路径上。其实，许多政府决策并非仅仅是专业问题，而是涉及许多人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最应依靠的不是专家评审和决策，而是公众的民主决策。
当然了，“专家曝”新闻发布模式的形成，可能也是有关官员故意为之，是政府和专家在唱合谋好的双簧戏。在一些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上，先借御用专家之口放风声试探民意，如果民意尚能接受，那么政府就从后台走向前台确认专家言论代表官方意见；如果反对声很大，那么官方就辟谣，称这是专家的个人意见。“专家曝”是官方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矛和盾，“先曝后否”的新闻游戏，实际上是在玩试探民意的政治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