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公务员学外语的鲶鱼效应
不知道这算仇和的第多少项“新政”。此前，有资料显示，主政昆明仅10个月，仇和就变革了当地的189项制度。当然，这其中，多数是纠正以往见惯不怪的陋习，似这般“外语新政”的别出心裁也屈指可数。
在此番令人瞠目的举措后，公众更为关心的是，昆明那么多的公务员集体学习外语有无必要？进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公务员外语水平究竟提高得如何？对于心存芥蒂者来说，这种隐而不发的潜台词即是，昆明的举动算不算另一种政绩工程？
对于以仇和为代表的强势派来说，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他们身后，这种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新政能走多远，常常成为衡量其变革是否成功、是否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标尺。不可否认，新政之路不仅取决于高层的关注和肯定，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于继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前任的做法维系下去。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人走政息，似乎成了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和魔咒。以至于，改革只是改革者的独角戏。于是，如何让新政制度化和法治化，不因人事更迭而反复，就成了改革者梦寐以求的课题。
从公开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辞退开会打瞌睡的县招商局副局长，到要求直播市委全会、昆明官员工作实现“716”（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再到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到昆明任副县长和强推“外语新政”，仇和新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如一地落在“人”上。盘活现有的人才存量，激发公务员的潜能，成了仇和的着力点。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好牌手，一定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牌的选手。公务员学外语，能否最终达到“为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目的，有待观察。但最起码，学习成绩影响升迁的硬性规定，已然起到“戳了官员们的懒骨头”的鲶鱼效应。
这种意在治“懒”的外语新政还体现在，被要求学外语的公务员年龄在50岁以下；经贸、商业等部门要求精通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几国语言，其他部门是熟悉。每种语言掌握100句话只是熟悉而已。（《南方都市报》7月22日）和市容建设、GDP产值相比，“外语新政”的政绩量化值无疑要黯淡许多，“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味道更浓一些。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说到底，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而人治能否成为法治，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法治，不但需要有人做出人治的试验，成为变革的先行者；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认可和接受这种人治，做变革的跟从者和推动者。从这个角度出发，昆明“外语新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