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之下经适房成为权贵自肥的盛宴
从武汉的六连号到老河口的14连号，到北京大量经适房违规出租，到郑州的经适房用地上建别墅，再到南阳官办公司骗经适房项目建商品房（《中国青年报》8月5日）,井喷式腐败让公众觉得，打着助贫旗号的经适房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权贵自肥的盛宴。舆论如潮质疑下，相关部门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某司官员称：经济适用房是现阶段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各地特别是一些住房价格较高的大中城市，适度发展经济适用房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8月5日）
每次面临质疑时，相关部门总拿出这套说辞来证明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买不起商品房的低收入者确实需要经适房，但在经适房成为腐败高发领域，甚至让公众产生“腐败必发”感觉时，再用这套“初衷是好的”、“帮助低收入者”之类的简单说辞来自证其正当，就显得很苍白无力了。
实际上，公众从来没质疑过经适房在“助贫”上良好的初衷，也没质疑其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上起到的作用，公众的疑问是，为什么这样初衷良好的制度在许多地方会异化为权贵盛宴，成为官办公司牟利的资本，成为部门权力寻租的资源，成为富人牟利的工具？本该是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却在权力操纵中被权贵所通吃，被强者所垄断。经适房腐败早突破了个案层次，而是一种大面积的沦陷和普遍性的腐败，在某些地方甚至是集体性和制度性的。也许“开着宝马住经适房”在几年前是个案，如今早非个案，有点权力资本的人都想吃这块肥肉，它在利益均沾的权力规则下早已成为一场集体分赃。
这样的腐败已动摇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基础。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抵冲畸高房价对弱者的冲击，让居者有其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建设经适房最原初的正当性依据，也正因为这个理由，公众同意用自己的纳税建设这样的项目。可在无数触目惊心的腐败后，这样的初衷已经无法自证其正当，相关部门必须举出足够让公众信服的理由，才能赢得公众对经适房的支持。
以经济学家茅于轼为代表的精英，多次表达力挺取消经适房、降低经适房舒适性之类的观点。很显然，茅老并非反对经适房“助贫”的善良初衷，而是对政府能否透明公正地分配经适房忧心忡忡，对经适房能否分配到低收入者手中极端不信任，对蕴藏着无穷腐败可能的分配权充满警惕。经适房的腐败现实，不仅不争气地印证着经济学家的怀疑，很多时候甚至远远超出公众想象。“取消经适房”的极端言论实际上表达了对异化和腐败的愤慨，逼政府在“经适房物归其主”上作出制度承诺，以“堵死权贵通吃”来证明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
也就是说，经适房的正当性危机并非“建设初衷”的危机，而是作为建设者和分配者的政府的信任危机。从经验到常识，人们有充分理由不相信掌握着分配权的官员能抵制住寻租的诱惑，不相信权贵会对经适房这块肥肉无动于衷，不相信权力的品性和富人的道德，不相信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
这样的信任危机下，空谈“经适房是现阶段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只能加剧舆论的反感。在腐败上危及正当性了，就必须在消除腐败上重塑正当性，以严厉的、靠得住的、看得见的、令公众信服的监督制度预防经适房的分配腐败——这样的制度承诺，也不是空喊几句“加强准入和监督管理”、“健全准入审核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审核机制”就可以蒙混和忽悠的，必须令公众信服并经过实践检验。经适房能不能继续合法存在，关键在于政府在反腐上有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