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英雄
编者按 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被称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野战军”，在抗灾重建、城市规划、国土资源、水利、电力、交通、国防等领域，他们付出辛勤汗水、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支队伍的几代人满怀理想和激情，投身祖国的测绘事业，前赴后继，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诗篇。1991年，他们获得国务院通令嘉奖，并被授予“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称号。
岁月峥嵘，时光流逝，如今，这支英雄的队伍怎么样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否有很多改变？在重新扬起精神追求风帆、呼唤理想激情回归的今天，他们的做法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7月，本报著名记者刘畅先后赶赴西安、拉萨、那曲等地，走进测绘队员中间，了解他们的故事，倾听他们的心声，并以纪事、还原的方式，记录下他们走过的艰辛历程和真实的生活轨迹。
一、融进大地的思念
永生难忘的夜晚
“一个人就这么平平淡淡、无声无息地走了。”在54岁的翟建全眼里，那个“永生难忘的夜晚”留在了他的记忆深处，刻骨铭心，几乎每一次想起，他都禁不住热泪长流。
那年，他刚刚25岁，随着测绘小组来到了天山深处的巩乃斯河边。这条河，全是冰山上融化的雪水，即使在夏日也冰凉刺骨。
测绘小组副组长王方行，上海人，1957年大学毕业被打成右派，随后又劳改20年，1979年被平反。当时，他已年近50岁，还没结婚。翟建全也是单身，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成为莫逆之交。
测绘点在天山深处，没有公路，只能骑马。测绘小组租了30多匹马、4匹骆驼。进山前的简单休整，是练习骑马的最好时机。而王方行最不愿意骑马，大家都劝他：“还是骑吧，否则无法工作。”
无奈之下，王方行“硬着头皮”学习骑马，动作笨拙，十分吃力。
此次出门前，有人给王方行介绍了对象，这让他尝到恋爱的滋味，并商定年底结婚。因此，“只要路过一些市镇，王方行左顾右盼，总想给未婚妻买点什么。”翟建全回忆说。
进山前，测绘小组派人到100多公里外的小镇上，一边采购，一边取寄来的家信。果然，有一张王方行的包裹通知单，上面写着“巧克力”，是未婚妻寄来的。当时，大家起哄要他请客，王方行爽快地说：“行，等完成任务，请大家吃巧克力。”
包裹要到很远的县城邮局才能取，王方行决定等测量结束、离开天山的时候再去。就这样，怀揣着领取包裹的通知单，王方行跟大家一起进山了。
深山里，常年积雪，异常寒冷，每次作业、露营，都要趟水过河。翟建全深深记住了“6月24日”这个日子。当天晚上，太阳要落山了，王方行作业归来，与大家聊了一会儿天，就到另外一个露营点去了。
一个多小时后，一匹马飞快地驰来，测绘小组的蒙古族翻译一下马，就摔倒在地上。
翟建全赶紧上去问：“怎么了？”“出事了，出事了。”蒙古族翻译喊着。“到底咋回事啊？”翟建全更着急了。“王方行死了。”蒙古族翻译泣不成声。“什么？”翟建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傍晚时分，河滩上的帐篷里升起炊烟。由于此时王方行还是不太会骑马，分配给他的是一匹温顺的老马，缰绳牵在蒙古族翻译的手里。饿了一天的王方行用手抓住马鞍子，骑马涉水过河。谁知，马失前蹄，一下子跪倒在河里，王方行随后一头摔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他一下子被河水冲走了，甚至没有来得及吭一声。”翟建全回忆说。
蒙古族翻译见状，连忙打马在岸边追赶。王方行被冲到两公里之外的河滩上，此时，他身上的鸭绒衣被撕碎了，身上没有一点血。
当天晚上，谁也没有心思工作，夜空里，不时传来野狼的嚎叫。大家点起了篝火，用被子卷起了王方行的遗体，旁边，是他的遗物，一张写着“巧克力”的包裹单尤其让翟建全揪心。“巧克力是不能再取了，我们回去咋跟王方行的女朋友说啊？”“人这辈子真不容易，王方行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啊！”同伴们悲伤地议论着。
“我们都是城市里长大的，谁不愿意过幸福安逸的好日子？此时此刻，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在干什么呢？”翟建全望着凝重的夜色问自己，“在周末聚会？在开舞会？在逛夜市？我们在这里，工作辛苦不说，眼看着这么好的同伴就这样静悄悄地死去了，却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想到这儿，他无语问天，心潮难平。
3个月后，当这项工作完成时，翟建全回到西安，一下火车，感觉“恍如隔世”。“测绘小组走的时候，是13个人，回来了，却只有12个。”在以后的无数个日夜里，翟建全都一直想念着王方行，他用“永生难忘”来形容自己25岁时度过的这个不眠之夜。“每次想到这些，都特别难受。”他说。
11年后，他所在的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被国务院授予“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称号。为此，翟建全感慨地说：“我们这个测量队一共有46名职工以身殉职，他们大多像王方行一样，牺牲在大西北的荒山野岭中，有的死得很壮烈，有的死得很平淡，但他们都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中没有人被追认为烈士，甚至大多数人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但在我们每个测绘队员心中，为他们竖起了永久的丰碑。”
南湖戈壁作证
今年47岁的张朝晖对“南湖戈壁”的经历记忆犹新。1990年，他所在的测绘小组共11人走进了这个被称为“死亡戈壁”的地方。
这里到处是青黑色的石头，热得烫脚，地面温度最高时达50多摄氏度。一具具“沙漠之舟”骆驼的白骨和失灵的指南针，显示着传说中的“死亡戈壁”的严酷现实。“刚出锅的馒头，一下就能干透，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张朝晖说。由于嘴唇、牙龈同时出血，咬过的馒头就像一枚红色的印章。
这里处于百里风区，每个星期刮3天6级以上的大风，有一次，9级左右的大风将他们的帐篷撕成了1米左右宽的帆布条。“整个戈壁昏天黑地，尘土飞扬，我们两天两夜无法生火做饭，只能坐在沙子里，靠吃冷馒头充饥。”张朝晖回忆说。
但是，越往戈壁深处走，他惊奇地发现，一路上都能看到架设的觇标———他们熟悉的测量标志，尽管风吹日晒，它们依然还在。“是吴昭璞他们留下来的。”同伴们感叹。
吴昭璞，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的第一代测绘队员。当年，他最早率领一个测绘小组走进了南湖戈壁。一天早晨，他们发现，一个装满清水的水桶不知什么时候漏了。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里最宝贵的、维系生命的水悄悄地流尽了。
为此，吴昭璞果断命令同组队员：“你们赶快返回，我留在这里看守仪器。”
“不。”有队员表示异议，希望能够一起撤离。
“你们带着水返回的时候，我会等着你们。”吴昭璞说。
队员们撤离了，一个参与辅助测量的民工自愿留下来陪他。高温的沙漠戈壁，时间在挑战生命极限的干渴、煎熬中一点点流逝，救援人员迟迟没有到来。
吴昭璞对守候他的民工说：“你还年轻，刚刚18岁，你的生活道路还很长。就让我留下来吧，你快走。”他把望远镜交给青年民工，“拿上这个，它能帮你找到有人的地方。”
青年民工接过望远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3天以后，当救援队伍带着水桶找到吴昭璞时，马上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惊：测绘仪器上，盖着吴昭璞满是汗渍的衣服，墨水被喝干了，所有的牙膏被吃光了，年仅31岁的吴昭璞嘴里、鼻孔里满是黄沙，10个手指深深插进了沙子里，永远长眠在这片灼热的戈壁沙漠里。由于天气酷热，原本1.7米高的吴昭璞干缩成不到1米。
这段悲壮往事，成为很多后来者心中的“传奇”，吴昭璞这个名字，在张朝晖眼里，就是“英雄”的代名词。而今，就在“沙漠英雄”吴昭璞献身的南湖戈壁滩上，张朝晖病倒了。由于缺钾，他感到背部麻木，腿也不灵了，抬不起来。深夜里，他浑身发冷，一个同伴抱着他：“张朝晖，要挺住，你不能死。”
汽车载着他，往哈密方向疾驰。指南针失灵，就朝着夜空中的北斗方向走。路上，司机感到饥饿，就用螺丝刀顶住胃部，咬牙坚持往前走。
80公里的路程，他们整整走了12个小时。参加抢救的医生感叹：“如果再晚半天，后果不堪设想。”
张朝晖和同伴们用42天完成了南湖戈壁的测量。而在他47年的人生经历里，“南湖戈壁”成为一段永远珍藏的记忆。
“宋泽盛仪器”：血染深谷
“他们因公殉职了，我们活着的人，能心安吗？”如今，76岁的尚尔广常常在夜里，躺在床上想一些往事。
17岁那年，他从河南信阳老家报名参军，随后成为总参测绘局的干部。1954年，随着一声令下，他和战友们一起脱掉军装，集体转业，成为新组建的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队员。
一天，他突然听到一个消息：新疆阿勒泰尖山测绘作业区，测绘小组组长宋泽盛牺牲了。为此，组织上派尚尔广前去调查。
一路风尘，尚尔广来到山上，寻访宋泽盛的足迹。
他发现，这是一座非常陡峭的山峰，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通往山顶，这个测绘小组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在山顶架设了觇标。但由于测绘仪器比较笨重，用马驮根本上不去，只能由人来背，几个大木箱子，每个都有20多公斤，上山、下山变得异常困难。而且，最为关键的十几米路程，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深山幽谷，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伤亡。
当天，已是黄昏时分，宋泽盛带领测绘小组下撤。“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疲惫不堪。”尚尔广说。
在经过最危险的地段时，还特意准备了绳子，拴在了背仪器的同伴身上，这位同伴就走在宋泽盛的前边。突然，仪器箱碰到了峭壁上的岩石，这位同伴的身体失去了重心，“啊”的一声就要滑向山下的深谷。
宋泽盛一把抓住他，告诉他“不要动”，挪出自己插在石缝里的脚，使出浑身的力气，将他推了上去。一瞬间，同伴、机器全都安全了。
此时，宋泽盛脚下的碎石不断滑落，再有同伴伸出手来援助的时候，宋泽盛的手指却没能碰到，随即坠落到几十米深的深涧幽谷中。
尚尔广来到宋泽盛跌落的山谷里，他发现，宋泽盛是头碰到岩石上牺牲的。这块岩石旁，荒草凄凄，上面竟还沾染着宋泽盛的鲜血。
事后，尚尔广和大家一起商量，将这台宋泽盛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仪器，命名为“宋泽盛仪器”。以后，每一次带着它出外勘测时，仿佛宋泽盛依旧与大家在一起，风餐露宿，从不分离。
2009年年初的一天，尚尔广接到一个电话，是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打来的。他告诉尚尔广：“宋泽盛仪器”目前陈列在这个中心的一楼展厅。
“你说什么？”事隔多年，再次听到了“宋泽盛仪器”的消息，尚尔广几乎难以置信。在向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时，“宋泽盛仪器”这个无数次出现在自己梦里的滚烫的名称，让这位已经76岁的老人百感交集。
对此，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说：“谁不向往美好的生活，谁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但就是这种吃苦、忍耐、友爱的精神传统，铸就了一座无形的丰碑，影响了这里的一代代测绘人。”
二、绘满大地的功勋
珠穆朗玛有多高
今年32岁的刘西宁有着解不开的“珠峰情结”。1997年7月参加工作，第二年5月，他就接到任务，与美国地理博物馆合作，一起测量珠峰。
为此，年仅21岁的他第一次来到了珠峰大本营，这里海拔5200米。随后，又到了海拔5400米的前进营。到达海拔6300米的观测点时，他吃了一个菠萝水果罐头，结果，当时就“吐了出来”。他第一次体会到“要命”的感觉。
当时，他背了20多公斤的行囊，往返于海拔5800米到6300米之间。在寻找点位时，遇到大雪，找不到路。在随时可能塌陷的冰川面前，忍饥挨饿，熬过了两天两夜。两天后，他终于发现了可以通行的路，把绳子套在一块大石头上，身背仪器，艰难地攀登。从早晨9点，一直走到晚上8点，目标很近，他却走了一天。
做饭的时候，就用自己背的5公斤汽油，点燃喷灯烧水、做饭。这一年，刘西宁在珠峰地区待了4个月，而在海拔6300米以上的地方就待了15天。
高山缺氧，水贵如油。不洗脸、不刷牙，加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渐渐地，他的脸变得黑黑的。“实在太苦了。”刘西宁说，“任何人都能吃苦，就看有没有被逼到一定份上。”
离开珠峰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具有了“吃苦的能力”。他没有想到，这次经历为后来参加中国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进行了“热身”。
2005年，国家决定对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进行复测。这时，刘西宁正准备结婚。考虑到自己连续7年进藏，并且曾经有过珠峰测量的经验，他递交了申请，要求参与再测珠峰。
随后，他在北京、拉萨和珠峰大本营附近多次进行了负重、登山训练。2005年3月，珠峰地区冰天雪地，空气稀薄。刚刚准备开始登山探测，只见狂风大作，刚搭建的帐篷被风吹翻。就这样，刘西宁和同伴们白天工作在六七级大风里，晚上躺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在海拔6500米的观测点上，他待了一个多月，但“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
在东绒布观测点上，万年冰川的融化剥蚀，形成了无数座三四十米高的冰锥，晶莹剔透，置身其间，仿佛进入了水晶宫殿。但就在这样的冰塔林里，有数不清的裂缝和深沟，稍有不慎，就有葬身冰窟的危险。测绘队员张仲宁就是在这样的冰塔林里两次迷路，但最终幸运地走了出来。
这一次，他们把重力点推进到海拔7790米的高度。这一次，他们第一次准确测量出珠穆朗玛峰的新高度：8844.43米。“我的队友们，成功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使命和考验，我们的劳动成果———珠峰高程8844.43米，已经刻在珠峰大本营的花岗岩纪念碑上。”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岳建利说。
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说，新的珠峰高程数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而精准测量珠峰数据，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在珠峰大本营立碑铭刻这一高度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潮澎湃”。
刘西宁用“改写历史”和“荣幸自豪”表达测量珠峰新高度的感受。回到西安的家中，他上网申请邮箱，地址就是：8844.43。“越是困苦，越是难，完成之后就越有成就感。”刘西宁说。
南极大陆有多远
37岁的何志堂生长在一个农村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艰难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8年6月，何志堂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大地测量专业。这年7月，他被派往天山进行GPS网观测。由于独自一人守着观测点，面对荒芜的山野，仰望满天的星斗，“一股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像一张无形的网，吞噬着我的热情。”何志堂说。
他怀疑、后悔，认为眼前的一切与自己4年大学生活中的浪漫憧憬格格不入。“这咋比农村生活还要艰苦？”人在孤独的时候最容易想家，这种“特别强烈”的感觉缠绕在心头，他想家、想亲人、想热恋中的女友，“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回到他们的身边。”为此，他盘算着买火车票还是机票，下定决心“不干了”。
“小何，你抽烟吗？”突然，一声呼喊，在空旷、寂寞的荒野之夜传出很远。
原来，在不远处的观测点上，一位老职工在向他喊话。
“谢啦，我不抽烟。”一股暖流传遍了周身，就是刚刚的一声呼唤，使何志堂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就在不远处，有自己的战友、同伴，他们正关心着自己的一切。
越是在精神痛苦和煎熬中，越容易被感动。
参加工作最初5个月，何志堂在新疆、西藏度过。完成任务返回西安时，有人将5个月的工资一次性交给他，不到3000元，一直自称“穷人家孩子”的他确实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发钱蛮多，看来这个工作还可以。”何志堂心头一热。
2004年11月20日，何志堂登上了“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这次，他的任务是到遥远的南极大陆从事“重力测量”。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从事的“重力测量”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测量技术之一，当时，中国国内仅有两台现代化高精度的“绝对重力仪”，而中国测绘行业仅有的一台野外“绝对重力仪”就由何志堂掌控，有人称之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工作。
经过一个月航行，到达南极长城站。卸下仪器时，何志堂愣住了。原来，在经过太平洋的台风带时，曾经遭遇强风暴袭击，由于剧烈颠簸，仪器的关键部件受损，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为此，何志堂着急上火，牙龈肿痛，连续3天3夜睡不好觉。
经过国家测绘局等方面的协调，技术人员紧急赶往南极救援，终于使仪器得以恢复，能够正常工作了。此后，身背15公斤重的仪器，何志堂与同伴张世伟一起，奔走在南极的冰川雪野之间。
有一个测绘点，必须乘坐橡皮艇横穿14公里的海面才能到达。海上风高浪大，曾经有个青年科学家就因为小艇翻船而殒命。为了安全起见，水手们不愿轻易出艇。何志堂耐心说服，并跳上小艇，水手们被打动了，3次出艇送他去测绘点。最后一次，天气突变，橡皮艇几次差点倾覆。但水手拼命驾船赶往安全地带。刚一上岸，11级大风随即到来。
在极地、高原、荒漠、雪山的测绘历练中，何志堂渐渐成熟了。他忘不了，第一次将工资交给身在农村的父亲时，父亲那老眼昏花的眼里含着的泪花。他也忘不了，父亲为他的工作而展露出的自豪笑容。“在这里，我找到了人生的坐标”，已经不再犹豫、徘徊的何志堂，目光和语气都变得坚定起来。
非洲在召唤
35岁的尚小琦头发花白，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一些。
2006年，他们承担了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的测量任务。7月5日，他飞往阿尔及利亚。
作为此次测量的“开路先锋”，尚小琦一个人来到这里。前期分析资料、确定方案，需要到一个有反政府武装活动的东部小镇上。在去的路上，隔一段，就是一个检查站，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当地翻译听说他要去那里，表示“有危险”，坚持说“不去了”。
就这样，尚小琦决定自己行动，一路开车进了山区，碰到武装部队，对方告诉他“不能往前走”，并联系了当地宪兵队赶来。结果，来自宪兵队的两辆军车，一前一后，将尚小琦送回了驻地。虽然受到了保护，尚小琦心里却感到“格外遗憾”，因为，还“没有完成任务”。
随后，他找来地图，再次寻找进山的路。他驾驶着越野车开过了几个战乱后人们已经逃离的村庄，越往山里走，人烟越稀少。距离有觇标的地点100米左右，路面开裂，车辆难行，尚小琦下车往前走。
此前，很多人告诉他，不要轻易到没有人烟的地方，战乱时期埋下了大量地雷，稍不小心，就可能雷爆身亡，危险极大。
此时，尚小琦走在小路上，谨慎小心，觉得自己“腿很沉”，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看得出来，多年战乱使这里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
路边是齐腰深的灌木，尚小琦担心随时会碰到地雷的引线。查看完这个地点，尚小琦如释重负。
3个月后，70多名测绘队员来到这里，与尚小琦一起，在非洲大陆的深山丛林、荆棘灌木和水泽泥沼中进行充满艰辛的测绘任务。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长927公里，尚小琦和同伴负责其中528公里的测量。烈日暴晒、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地况不熟，而且，战乱的阴影也平添了几分紧张情绪，他们要提前一天将行动计划通报给阿尔及利亚政府，并由其派部队予以保护。不管到哪里作业，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放哨，经过一些布满地雷的地区，还要使用探雷器排雷。
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段时间，测量进入了“攻坚阶段”。要在10天内完成60公里复杂地段的工作。这60公里地段里，有茂密的橄榄林，还有大片的灌木丛和烂泥滩。抬着重达70公斤的水泥标石，穿行在齐腰深的灌木丛，稍有不慎，就会被灌木刺伤。而行进在烂泥滩，也格外吃力。
陈永军，今年39岁，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副大队长，是此次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测量任务的前线总指挥。2007年春节，他和同伴们在遥远的非洲度过。大年三十，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时，举杯无语，遥想祖国，“那一刻，我们格外想家。”他说。
其实，中国的港珠澳大桥、苏通长江大桥、天津新港等重大项目，也活跃着陈永军、尚小琦等许多测绘队员的身影。在边界测量、震后监测、西部测图等重大任务上，也留下了他们的汗水。“这个测量队曾经24次进驻内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7次踏入新疆腹地，在高山、沼泽、荒原的徒步行进中，完成了5000多万公里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1200圈。”对此，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感慨万千，认为“他们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
三、情系大地的青春
唐古拉山口的年轻人
7月的藏北，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转眼间就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大雨瓢泼。
此时，测绘小组的帐篷被风吹袭，显得风雨飘摇，危在旦夕。“没什么，每天都要经历这些。”不满21岁的李少龙，脸上还有未脱的稚气，在唐古拉山口以北30公里的海拔5300米的测绘点上，看到记者担忧的神情，他轻轻地说，“一会儿，还要下冰雹呢。”
果然，雨点中夹杂的雪花，很快又变成黄豆粒大小的冰雹，向大地倾泻下来。对于这些每天都能经历的情景，曾经有测绘队员写道：“帐篷，在高原上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在风中飘摇，在雨中舞蹈，在雪中沉浮，在雹中颤抖。”
唐古拉山口，空气稀薄。很多初到这里的人，几乎都会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头痛欲裂，步履蹒跚。
李少龙，陕西人，刚刚参加工作，就从青海一路奔波、测量，两个月后，来到了唐古拉山口。为此，与家人通电话时，他用“太累了”、“太寂寞”来诉说自己的感受，妈妈嘱咐他：“现在，找工作不容易，既然干上了，就一定要好好干。”李少龙含泪点点头。
今年6月，青海，独自守在观测点上的李少龙突然发现，有四五只野狗出现在帐篷外。他用铁锹驱赶，野狗就向帐篷里边扑。通过紧急联络，测绘小组的司机开来越野车将野狗吓跑。
第二天晚上，这几只野狗再次出现，李少龙用帐篷里堆放的石块猛打，才又驱散了它们。就这样，连续5天5夜的观测中，他几乎每天都要跟这几只野狗周旋。观测结束，他才放下心来。
第一次走进西藏，27岁的刘亮最先被这里奇特、壮丽的景色打动。直到走进藏北无人区，他还有一种“浪漫的感觉”。但高原缺氧、气候多变，艰苦异常的生活很快打碎了他的幻想。“住帐篷、睡地上，时间一长，就感到腰酸背痛，浑身不舒服。”他说。
刘亮的父亲也在这个测绘队工作，童年时期，“父亲经常不在身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这个在别人眼里“枯燥、乏味”的野外测绘工作，刘亮现在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忙碌着。“如果是快乐的，我会一直从事这个工作。”刘亮的眼神里闪动着坦然和自信的神情，“如果不快乐，我也可能会重新选择。”
27岁的张伟去年就在藏北无人区有过一次历险。当时，他们的车停在一处河滩上，雨雪交加，狂风大作，一时间，涓涓细流的小河滩上，河水暴涨。车子无法开动，人也无法撤离，晚上搭起的帐篷被水浸灌，最高的水面，已经涨到了胸部。为此，张伟感到“绝望”，担心继续涨水，会带来生命危险。此时，他曾想过：“如果活着出去，再也不干这个工作了。”
两天两夜，被洪水围困。救援的车辆赶来，他们终于脱险了。如今，2009年7月，唐古拉山口，在藏北明媚的阳光下，张伟笑着对记者说：“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既然干了它，就有责任干好。”
别样儿女情
在测绘队员张述周家里，有专门的柜子存放出门测量时需要的行李和衣物。一天，妻子史玉萍看到丈夫刚刚带回的行李，不禁大吃一惊，只见被褥全被雨水浸渍，黄黄的，满是潮气。
当时，她不解地问丈夫：“住招待所能花多少钱？你们测绘队是不是太抠门了？”
对此，张述周解释说：“不是住不起，而是不能住。野外测绘，仪器在哪里，人就要在哪里。”
有时，觉得委屈了，史玉萍也会跟丈夫抱怨：“早知道干测绘这么苦，当初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也不会嫁给你。”史玉萍记得，他们的孩子出生3个月时，张述周出外测量，一去就是7个月。随后，孩子得了场大病，需要做手术。丈夫不在身边，也没人可以商量，史玉萍急得直掉眼泪。
还好，手术比较成功。两天后，张述周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史玉萍面前。此时，他两天两夜没好好吃饭，长时间风餐露宿，加上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一脸焦虑，眼睛里布满血丝。“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所有的怨气都没了，而是非常心疼他。”史玉萍说。
一次，张述周带测绘小组前往深圳大亚湾测量。随后，史玉萍听到家属们在议论“深圳那边出事了。”当时，她还想，那里没有雪山高原，也没有荒滩戈壁，能出什么事？
没想到，张述周在深圳附近的山上观测时，遭到了大量黄蜂的袭击，浑身伤痛，腰椎以下没有知觉。“要是瘫痪了，可怎么办？”史玉萍默默地为张述周祈祷，希望他能渡过这个难关。
经过治疗，张述周得以康复，但直到现在，每到阴雨天气，他还会感到腰部酸痛。
雷莉，测绘队员尚小琦的妻子。2006年7月，尚小琦远赴非洲阿尔及利亚。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雷莉一脚踩空，摔了一跤。开始，她没觉得什么。等到上楼时，疼痛难忍，发现骨折了。养伤，持续了两个月。这时，不到3岁的孩子又患上肺炎，发烧到39度，住院治疗了20多天。“所有的困难，都是我一个人扛，压力真是太大了。”雷莉说。
雷莉没有将实情告诉远在非洲的尚小琦，但尚小琦还是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情况。此时，他格外担心家人，显得心事重重。“我只希望你好好干，干完了，早点回来。”雷莉这样劝慰丈夫。
2009年春节，尚小琦在香港忙于港珠澳大桥的工程测量，没有回家。6月，他又忙于韩城电厂的安全测量，这时，他发现自己总是“后背一阵阵疼”。
雷莉打电话说：“快回来吧。”
尚小琦回答说：“不行，这里的工作没有完，不能走。”
但是，坚持工作的尚小琦还是被送进了当地医院，医生诊断为“心绞痛”。
于是，尚小琦被连夜送回西安。在心肌梗塞、血管栓塞等危险病状面前，经过手术，尚小琦体内被植入两个心脏支架。2009年7月7日，他被诊断同时患有糖尿病。“你才35岁，人生的道路还长着呢。”妻子雷莉含泪对尚小琦说，“我喜欢你的敬业精神，但你一定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
由于野外测绘工作的特点，测量队形成了独特的家庭文化。“有人把测绘职工比喻成候鸟，绿叶萌芽的时候出征，树叶金黄的时候归来。春去秋来，大家结婚都集中在一段时间，孩子的生日也差不多。”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大队长岳建利说，“为了事业，我们亏欠家庭的太多。”
测绘队员张合安至今忘不了从外地归来的一幕：两岁半的儿子瞪着大眼睛，呆呆地望着他。邻居指着张合安问儿子：“你快看，他是谁？”
儿子轻轻地回答：“叔叔。”
那一刻，张合安一脸尴尬地抱起儿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测绘队员李国鹏结婚8天就出外作业，江西、北京、山东、辽宁等地一路测量下来，虽然中间回家休整一次，但是仔细一算，新婚第一年，他累计在家不到两个月。对此，李国鹏用“有付出，有所得”和“心态平和”来评价自己的生活。曾经，他也有过“牢骚满腹”的时候，但不断增长的阅历让他渐渐地有了“平常心”。他说：“我们的付出体现了应有的价值，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