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对延安的想念，是从离开延安的前夜开始的。

　　从安塞县沿河湾镇杨家沟村返回延安的当晚——7月19日晚，延安下着大雨。窗外就是宝塔。我躺在宾馆松软的床上，迟迟难以入睡。那是一种离开家乡才有的惆怅，第二天就要告别了。

　　睡梦中，觉得自己仿佛还躺在杨家沟的窑洞，那宽大硬实的土炕上。睡梦中，房东杨树峰大哥直率的话还在耳边，杨大嫂走过来，端着热腾腾的面，带着羞涩的笑。还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仿佛一直在回放。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来说，延安不是故乡。“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的100名记者，多数从没到过延安。甚至，我们只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周。可是不约而同地，大家在离开的前夜，仿佛都带着一种乡愁。

　　有人刚刚哭过。这个傍晚，当我们离开安塞，乡亲们扶老携幼前来送别，很多人抱头痛哭。我们分为10组，住进10个村子，就有10个村子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我迟迟不愿上车，看到杨大哥一家三口站在人群里，我们都没说话。该说什么才好呢？临走前，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记得自己说，我还会回来的，真的，也许很快就回来。

　　为什么，我们在延安找到乡愁？

　　延安，是一个基层样本。

　　在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端之地，延安的清凉山上，年近八旬的老报人苏若望先生被后辈们围住，他指出的一点尤其发人深省，现今的记者们要注意作风。

　　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接地气”的日子很久了。这些地位崇高的中央媒体记者，生活在各大城市，连“城中村”都极少踏足，更不必说真正的农村。在公文里找线索，在会场上跑新闻，在电话里做采访，在度假村体验“乡村”生活，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如果下乡下得勤，我们就不会为“绿色延安”而诧异，因为国家的“退耕还林”已有多年，黄土高原正在变绿，早已不算新闻了；如果功课做得细，我们便不会为延安出产石油而奇怪，因为这里钻探石油的历史，已经很久、很远了。

　　关于陕北，我们不该只想到羊肚白手巾、信天游和“大风从坡前刮过”。延安在提醒我们：要想成为事业长青的大记者，眼睛得多往“下”看看。

　　延安，是一间历史教室。

　　对我这样的青年而言，长久以来，延安都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红色符号，象征中国革命的艰难求胜。然而，我们从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打量过它。

　　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枣园的灯光、杨家岭的红旗以及《南泥湾》，在延安，当我一次次听到这些好像很高很远的名称，第一次产生了近在咫尺的亲切感。这个陕北小城貌不惊人，没有高山和大川，然而它大气。就像小米汤一样，毫不起眼，却哺育了红色中国。

　　延安的宝塔始于唐朝，年代不是最久，规模不是最大，然而它巍峨。因为，这就是历史。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前夕来到延安，对这话体会尤深。

　　延安，是一种人民情怀。

　　“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多年以前从延安传出的。很快，它妇孺皆知，赢得民心。

　　中央新闻单位记者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为党说话”和“为人民说话”是高度一致的。当我们采访群众，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党的形象。我们必须时刻牵挂人民的利益，忠实反映人民的心声。

　　我所供职的中国青年报，是一张享有崇高声誉的新闻纸，人民关注、中央信任。这正是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传播党的主张，传递群众声音，不说假话、不说空话、不说怪话，从而以具有重大影响的深度报道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

　　中国的改革正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现象、新的观念、新的主张、新的矛盾层出不穷。作为一名记者，我们不能作风浮躁、脱离群众，沦为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留在清凉山上的手迹：“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心里装着人民的记者，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老百姓对记者的要求，其实很质朴。延安的乡亲们有的说：“记者得写真话，不能夸张，不然影响的是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有的说，喜欢的是“给老百姓说实话的记者”。当读到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稿子《安塞腰鼓正青春》，酷爱读书的农民杨树峰大哥一遍又一遍地问，以后有什么线索，可不可以给你发个短信？

　　还记得，在“百名青年编辑记者延安行”的出发仪式上，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说，“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绝不是空洞的、纯概念化的，它的内容、形式和载体必须贴近新闻界的思想、心灵和品格。

　　我们为什么对延安怀有“乡愁”？因为在这里，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观照了内心。也正从这次探访开始，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延安的位置。

中国青年报延安行小组工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