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活从没像今天这样好
胡云彩是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兵坑村的村支书，1956年出生的他告诉记者，农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吃饭问题曾困扰中国
“小时候，村里没有公路，不产粮食，家家户户都为填饱肚子犯愁。”胡云彩说。
建国之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四面环山的兵坑村被确定为经济作物种植区，主要种植茶叶，粮食则靠国家供给。因此，兵坑村村民每个月要挑着担子，走十几公里的山路把国家划拨的粮食运回村里。
当时，胡云彩家兄弟姐妹6人，一天吃两顿饭，主要是南瓜、黄瓜、玉米和高粱，很少吃上大米，菜基本是用水煮，因为没有油来炒。胡云彩家不是最穷的。很多村民到了冬天还穿着大裤衩，“不要说棉裤，能有一条单裤就是条件很好的了。”胡云彩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吃饭问题就困扰着整个中国。
1949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在1949年之前，没有一个政府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就是这年，中国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人均仅为209公斤。
“这209公斤是包含原粮的数字，1斤稻谷只能出7两大米。当时的情况是，有钱人多吃一口，很多穷人就得挨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告诉记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经过两年时间，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其他地方都完成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据陈锡文介绍，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全国4．6亿农民共免除了3000多万吨粮食的地租，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以后的一系列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很多农民家庭非常贫困，尽管分到了土地，却因为缺少农具难以进行生产。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将刚分到的土地又卖出去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合作开始出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民生产、劳动、分配的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合作生产方式符合实际情况，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渐渐地，很多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与所得不相符，积极性有所挫伤。
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解决吃饭问题的难度。
“一方面是农民的实践，另一方面是党和政府的经验总结。”陈锡文说，从1962年开始，党和政府就对农业生产制度进行了调整，避免了对农民利益的进一步损伤。
在农村，对生产经营方式的探索由农民默默进行着。到1978年，这种探索进入了高潮。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签下“生死契约”，对土地进行大包干生产。
在1978年，类似小岗村的改革在安徽、四川、贵州等地都出现了。农民自发的改革很快得到中央的肯定。以“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3年初推广到了全国，并在15年之后升华为家庭承包经营制。
与生产的变化一致，1980年以后，胡云彩所在的兵坑村村民，生活也逐渐有了起色。“这个时候国家政策允许搞点自留地，村民们能自己种点粮食，吃饭开始不愁了。”胡云彩说。
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一举突破8000亿斤，让全世界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居然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4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1949年增加了195公斤，增长近1倍。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不仅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保证了国内粮食安全，而且还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农民也能得到补贴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招安镇，镇党委副书记李宝成最近一直在想办法改善农民的教育环境。用他的话说，现在的农民，农业税费全部免除，种地有补贴，买农机具有补贴，养猪也有补贴，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这么好，我们应该开阔眼界，更快地带领农民富裕起来。
“以前乡镇干部下乡，农民多少都有抵触情绪。”李宝成告诉记者，过去，乡镇干部中流传一句顺口溜，说乡镇干部下乡，吃饭没人管，狗咬没人挡，睡觉溜光炕。
这种冷遇并不奇怪，因为农民知道，乡镇干部下乡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催粮要款。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向十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当他讲到要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时，全场掌声雷动。
有人统计，在温总理作工作报告时，“取消农业税”这句话获得的掌声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
实际上，原本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计划，在2006年就已实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在这一年成了历史。如果时间倒退60年，这样的举动人们连想都不敢想。
“建国初期的情况是境外封锁，国内急需建设，工业需要从农业中提取积累，农产品的流通要考虑公平，利益不能流到少数人手中。”陈锡文告诉记者。
那个时候，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只有少量日用品能够自己生产，装备制造业完全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急需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所能依赖的，只有农业。从1953年开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最开始是棉花，之后是粮食等，进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逐渐增多。
在当时，农产品分3类。第一类是计划收购，必须卖给国家；第二类是派购，也就是在完成国家任务之后才能自由买卖；第三类是农民可以自行决定买卖的农产品。表面看，农民依然有自由买卖的空间，但实际上，派购的任务很大，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后，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
“应该说，这样的流通制度是不得已采取的，是由建国初期的国情所决定的。”陈锡文说，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农业的积累进入工业建设。但是，这样的制度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农民没有了定价权。
这就是工农业剪刀差，这个时期，农业补贴工业。
1978年，对农民的好消息传来。党中央决定，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加价50％。南方农村人均稻谷产量不足400斤、北方农村人均产量不足300斤的地方，国家停止征购。
与此同时，集市贸易得到恢复，束缚农民的东西开始破除。
1981年，25岁的胡云彩贷款3万元买了一辆卡车，搞起个体运输。当时主要是把黄山一个罐头厂的罐头运到上海，再把上海生产的马口铁运回黄山，一个单程下来就能赚三四百元。
2004年，粮食市场全面放开，由农民自己决定，国家只负责宏观调控，在农产品跌到最低价以下时，政府出手购买，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伤害。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开始慢慢发生变化，资源配置越来越合理。种植业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初步走出了“粮上经下、经上粮下”的种植结构“怪圈”。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粮食作物生产实现了由单纯依靠扩大面积增加总产向稳定面积、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重大转变。粮食作物面积占整个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由1949年的88.5％下降到2008年的68.3％。
在陈锡文看来，工业和农业之间有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工业发展不再需要农业的积累。在我国，这个临界点出现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那个时候，我国实现了总体小康。
也正是在这个临界点，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法开始出现。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研究农村税费改革，次年在吉林和黑龙江试点，免除农业税。2006年，农业税寿终正寝。
陈锡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6年取消了农业四税，再加上五大统筹等收费，一共是拿掉了14项，实际为农民减负1600亿元。此外，直接补贴农民的种粮直补、粮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如今已达到1230亿元。
陈锡文说，从自农业中提取积累推进工业建设，到向农民进行补贴，是个历史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