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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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从没像今天这样好

本报记者 李松涛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8-12    [打印] [关闭]
    从年少时盼望着走出农村,到现在担任村支书、天天思考着怎样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富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站在村头的田埂上,胡云彩感慨万千。

    胡云彩是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兵坑村的村支书,1956年出生的他告诉记者,农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吃饭问题曾困扰中国

    “小时候,村里没有公路,不产粮食,家家户户都为填饱肚子犯愁。”胡云彩说。

    建国之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四面环山的兵坑村被确定为经济作物种植区,主要种植茶叶,粮食则靠国家供给。因此,兵坑村村民每个月要挑着担子,走十几公里的山路把国家划拨的粮食运回村里。

    当时,胡云彩家兄弟姐妹6人,一天吃两顿饭,主要是南瓜、黄瓜、玉米和高粱,很少吃上大米,菜基本是用水煮,因为没有油来炒。胡云彩家不是最穷的。很多村民到了冬天还穿着大裤衩,“不要说棉裤,能有一条单裤就是条件很好的了。”胡云彩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吃饭问题就困扰着整个中国。

    1949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在1949年之前,没有一个政府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就是这年,中国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人均仅为209公斤。

    “这209公斤是包含原粮的数字,1斤稻谷只能出7两大米。当时的情况是,有钱人多吃一口,很多穷人就得挨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告诉记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经过两年时间,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其他地方都完成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据陈锡文介绍,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全国4.6亿农民共免除了3000多万吨粮食的地租,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以后的一系列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很多农民家庭非常贫困,尽管分到了土地,却因为缺少农具难以进行生产。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将刚分到的土地又卖出去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合作开始出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民生产、劳动、分配的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合作生产方式符合实际情况,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渐渐地,很多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与所得不相符,积极性有所挫伤。

    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解决吃饭问题的难度。

    “一方面是农民的实践,另一方面是党和政府的经验总结。”陈锡文说,从1962年开始,党和政府就对农业生产制度进行了调整,避免了对农民利益的进一步损伤。

    在农村,对生产经营方式的探索由农民默默进行着。到1978年,这种探索进入了高潮。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签下“生死契约”,对土地进行大包干生产。

    在1978年,类似小岗村的改革在安徽、四川、贵州等地都出现了。农民自发的改革很快得到中央的肯定。以“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3年初推广到了全国,并在15年之后升华为家庭承包经营制。

    与生产的变化一致,1980年以后,胡云彩所在的兵坑村村民,生活也逐渐有了起色。“这个时候国家政策允许搞点自留地,村民们能自己种点粮食,吃饭开始不愁了。”胡云彩说。

    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一举突破8000亿斤,让全世界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居然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4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1949年增加了195公斤,增长近1倍。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不仅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保证了国内粮食安全,而且还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农民也能得到补贴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招安镇,镇党委副书记李宝成最近一直在想办法改善农民的教育环境。用他的话说,现在的农民,农业税费全部免除,种地有补贴,买农机具有补贴,养猪也有补贴,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这么好,我们应该开阔眼界,更快地带领农民富裕起来。

    “以前乡镇干部下乡,农民多少都有抵触情绪。”李宝成告诉记者,过去,乡镇干部中流传一句顺口溜,说乡镇干部下乡,吃饭没人管,狗咬没人挡,睡觉溜光炕。

    这种冷遇并不奇怪,因为农民知道,乡镇干部下乡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催粮要款。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向十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当他讲到要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时,全场掌声雷动。

    有人统计,在温总理作工作报告时,“取消农业税”这句话获得的掌声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

    实际上,原本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计划,在2006年就已实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在这一年成了历史。如果时间倒退60年,这样的举动人们连想都不敢想。

    “建国初期的情况是境外封锁,国内急需建设,工业需要从农业中提取积累,农产品的流通要考虑公平,利益不能流到少数人手中。”陈锡文告诉记者。

    那个时候,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只有少量日用品能够自己生产,装备制造业完全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急需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所能依赖的,只有农业。从1953年开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最开始是棉花,之后是粮食等,进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逐渐增多。

    在当时,农产品分3类。第一类是计划收购,必须卖给国家;第二类是派购,也就是在完成国家任务之后才能自由买卖;第三类是农民可以自行决定买卖的农产品。表面看,农民依然有自由买卖的空间,但实际上,派购的任务很大,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后,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

    “应该说,这样的流通制度是不得已采取的,是由建国初期的国情所决定的。”陈锡文说,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农业的积累进入工业建设。但是,这样的制度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农民没有了定价权。

    这就是工农业剪刀差,这个时期,农业补贴工业。

    1978年,对农民的好消息传来。党中央决定,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加价50%。南方农村人均稻谷产量不足400斤、北方农村人均产量不足300斤的地方,国家停止征购。

    与此同时,集市贸易得到恢复,束缚农民的东西开始破除。

    1981年,25岁的胡云彩贷款3万元买了一辆卡车,搞起个体运输。当时主要是把黄山一个罐头厂的罐头运到上海,再把上海生产的马口铁运回黄山,一个单程下来就能赚三四百元。

    2004年,粮食市场全面放开,由农民自己决定,国家只负责宏观调控,在农产品跌到最低价以下时,政府出手购买,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伤害。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开始慢慢发生变化,资源配置越来越合理。种植业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初步走出了“粮上经下、经上粮下”的种植结构“怪圈”。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粮食作物生产实现了由单纯依靠扩大面积增加总产向稳定面积、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重大转变。粮食作物面积占整个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由1949年的88.5%下降到2008年的68.3%。

    在陈锡文看来,工业和农业之间有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工业发展不再需要农业的积累。在我国,这个临界点出现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那个时候,我国实现了总体小康。

    也正是在这个临界点,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法开始出现。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研究农村税费改革,次年在吉林和黑龙江试点,免除农业税。2006年,农业税寿终正寝。

    陈锡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6年取消了农业四税,再加上五大统筹等收费,一共是拿掉了14项,实际为农民减负1600亿元。此外,直接补贴农民的种粮直补、粮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如今已达到1230亿元。

    陈锡文说,从自农业中提取积累推进工业建设,到向农民进行补贴,是个历史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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