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慈善城市的权力臆想
荥阳本身在慈善事业上并没有特别的基础，既没有比其他地方浓厚的慈善文化，也没有比其他城市丰富的慈善资源，怎么就敢打造“慈善城市”了？慈善是一种必须诉诸于公民的道德主动和文化自觉的品质，没有美食可以炒作出美食来叫“美食之都”，不够快乐可以通过建种种游乐工程打造“欢乐之都”——可慈善是最勉强和强制不得，一个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富裕的公众在文明上达到一定层次，城市才会自生自发出慈善精神和慈善文化，人们才会热心于捐赠和行善。
用红头文件建设慈善城市，实质就是用权力强制人们去捐赠。慈善最终还是要人们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你不掏钱，就以种种软硬兼施的方式强迫你慈善——不然，慈善组织收不到钱，慈善成绩不突出，人们不积极献身于慈善，怎么能叫慈善城市呢？一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最拿手了，早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推进各种“政治任务”：将慈善任务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将慈善任务层层下达层层摊派，市领导逼下属系统，下属逼单位，单位逼员工；校长逼老师，老师逼学生，学生逼家长。单位会从员工工资中扣，老师会敦促学生跟家长闹，干部选拔得看慈善政绩，老百姓不捐款会连累到当干部的亲戚……
以往一些地方发生过“政府逼捐”，今天荥阳虽然还没逼人慈善，但这是推进“慈善城市”必然的逻辑——河南项城为修袁世凯故居而强制职工捐款，湖南邵东强制老师捐款修路，湖南岳阳强制民众“每日捐一元”……“被志愿”、“被慈善”泛滥，已有舆论怒斥：志愿，志愿，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慈善的本质在于主动和自主地行善，一旦沾上半点儿强制色彩，就失去其意义。对于慈善，权力之手永远只能止于倡导。我想，并非政府官员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是两方面因素驱使着他们冒天下之大韪：
其一是权力的自负。手掌权力而又缺乏约束的人，以为权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权力实现不了的目的。在他们眼中，建一座慈善城市就像建一座大楼那样简单，能像摆弄钢筋砖瓦那样摆弄人们去做善事。这种自以为能操控一切的权力自负，加上自以为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建设慈善城市、让人们多做善事，这么美好的意图有什么不对吗？“慈善城市”的计划就这样端出来了，才不顾这样会侵犯民权，会在过度开发爱心中使慈善资源枯竭。
其二是浮躁的政绩冲动。城市特色定位是经营城市的一种手段，但应从自身已有资源中去挖掘和提炼特色，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和制造政绩而空想出一个特色，并用强权去刻意打造。如今一些三四线城市就陷入这种误区，缺乏自然特色而生硬地制造特色，于是就有了许多荒诞的定位。陕西某地迫不及待地宣称以“发展洗脚业为特色”，打造“洗脚之都”；还有地方耗费巨资建人造月亮，建“不夜城”以打造“打造世界一流亮化工程”。
浮躁的政绩冲动催生出许多官员赌徒般的发展观：什么事可能在短时间内出政绩，可以“特色”可以引人注目，他们就愿意孤注一掷地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到这件事上来，把自己的所有政治前途都押上，不顾劳民伤财和舆论骂声，不顾事情本身的荒唐和极端——以这种逻辑看待“慈善城市”的“特色狂想”，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