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酒后驾车还要多少制度创新
杭州向左，天堂向右。近来一连串恶性交通肇事血案，让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认真地思考“酒后驾车”，它已经越来越和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越来越和社会的公共安全融为一体。无论是管理部门的自我检视、积极行动，还是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将酒后驾驶罪纳入刑法的公民建言，这种公力与私力救济的互动，都说明如何面对汽车社会的善治之路已经启程。
在这一互动中，加大惩戒力度、修订制度成为最大呼声和共识，这一思路是对的。汽车社会来得太快，而国民安全、遵纪守法的意识和制度建设太慢。无论是立法调研、修订和细化标准，还是将酒后驾驶罪纳入刑法，都是很好的思路和政策取向，也能很好地弥补不足。但这种“制度创新”是否真的那么不可或缺？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有评论所言：“现行关于醉酒驾车的处罚规定——处15日拘留、暂扣驾照6个月，并处2000元罚款——不可谓不严厉，只要被查处，就足以让司机感到为喝酒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值得，感到后悔从而引以为戒。”（《嘉兴日报》8月10日）但除却血案发生后一阵风般的运动式执法会揪出一批“倒霉蛋”，这已足够严厉和具有震慑力的制度资源在平日基本上被闲置。
笔者所在城市也正处在“严查”期间，由于“风声太紧”，很多朋友、同事包括单位的司机，最近都不敢喝酒了，因为大家都会算这笔账：为了几杯酒而处15日拘留、暂扣驾照6个月、2000元罚款，太犯不着，不值得。大家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想法：为期两个月的酒后驾驶专项整治行动风头一过，小酒照喝，小车照开。显然，按民间这种逻辑，如果仅是运动式执法，仅有几个“风头”，违法被发现的概率如同中彩票甚至小到接近于0，那即使酒后驾车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纳入刑法，又能怎样？将来还不是可能又被束之高阁？
“酒后驾车”的治理困境，让人很容易想起“钱穆制度陷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越容易失去效率。
无论是将醉驾者纳入银行不良记录，还是将酒后驾车纳入刑法，从根源上看，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但无论是旧制度还是新制度，如果落不到实处，最后还是一个不存在的零，其后果只能是无端增加制度成本、浪费政策资源、失去效率，掉进所谓“钱穆制度陷阱”而难以自拔。
制度不是越多越好，关键在于管不管用。一出问题就另起炉灶，现有政策空间和制度资源真的已经对酒后驾车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吗？现有制度资源的效力真的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力不从心了吗？如果不是，那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将现有制度资源用足用好，而不是动辄另起炉灶。治理酒后驾车如此，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治理活动，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