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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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掳劳工讲述:

劳工暴动 在“帝国主义大本营”

本报记者 庄庆鸿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8-13    [打印] [关闭]

    战后美军为秋田县花冈矿山幸存中国劳工进行身体检查时所拍照片。资料图片

    赵宗仁老人拿着日本公布的近4万名中国被掳劳工名册。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194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国人在战火下四处逃荒。在破烂的车厢里,连车座靠背上都挤满了逃荒者。“人挤得走都走不动,那一年,我七岁。”年届八十的幸存劳工李良杰老人说。

    如今,他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长,而与他同样被侵华日军掳走、在日本各地被压榨的4万名中国劳工,今天只剩下约700人。

    “我们是太君,你们是奴隶”

    1942年9月,在中国山东东平湖西边,“几万名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刺刀上系着太阳旗,相隔10米的间隔排开,齐声大喊着,慢慢追逼过去。抓住15岁到50岁的男的,就用绳子绑起来。我们大队(约1000人)大约抓了300名中国人。”

    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可见抓捕中国劳工,从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之前就已实施。

    1942年11月27日,在日军国主义政府内阁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引进华人劳工问题》的文件决议。如今公开的档案上盖着“极密”,左边是东条英机及以下阁僚的签名盖章。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当地的日军、对日本惟命是从的汪伪政府及军队等共同实施了“抓捕劳工”行动,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将正在劳动中的农民、正在走路的人不加区别地抓起来,或者通过威胁和欺骗手段强掳。他们的年龄从11岁到78岁,大多是农民,也包括医生、教师、囚犯等各个阶层。

    李良杰被日本兵抓时,才14岁。他们在塘沽等待被运往日本,每天都被日本兵打,一天只给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吃。“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别人的尿,连牲口都不如”。每天3匹骡马拉车运死尸,“来来往往,像流水一样往外拉”。

    后来他和500多个劳工被日军塞进大船,经大连、旅顺、朝鲜,走了7天7夜的海路。“我亲眼看见,有的人生了病,被日本兵直接扔进海里活活淹死,不到一天就死了十来个人……”

    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他们调查出,当时被抓捕的中国人总额为约4万人。报告中写道,“三井矿山集团在北海道、九州各个煤矿中残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过千人,三菱矿业在煤矿、金属矿山驱使两千七八百名中国劳工,死者约450人。”

    李良杰等297名中国劳工被分派到福冈县三井煤矿。“我们这297人,不到1年就死了56个。”李良杰说。

    “那时候我被编成6号,日语叫‘咯苦棒’,他们一喊‘咯苦棒’我就走上去,上去就给我一巴掌!还不能躲,我一躲,一棒子就打下来了。翻译拦住了,又跟我讲‘你们亡国啦……’我说‘不可能!不可能……’”

    有时日本翻译看李良杰小,也会和他“讲道理”。“他就说:‘我们是太君,你们是苦力、是奴隶,奴隶不能不听太君的话……’”李良杰一字一句地回忆道。

    冬天穿水泥袋,三餐吃不饱

    从塘沽走的劳工,一人发了一件单衣、一件棉袄,从其他地方被运走的人甚至只发了两身单衣。

    “只有单衣的人,冬天怎么办?我们那时没有棉被,发毯子,我每天就看到他们把毯子往腰上一系,把脚缩到裤管里,还有人系水泥袋子的,他们就是这样过下来的!”北京昌平的农民赵宗仁在日本度过了两个冬天,而冬天最冷的时候也从来不停工。

    1944年11月,14岁抓到日本的他被推下船,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此后一年煤矿的生涯,让他以为:“我再也回不到祖国去了,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他们先在福岛县熊谷组矿山,1945年到了长野县,5月到北海道北见市置户村,一直坚持到8月日本宣布投降。到组后,衣服都烂了,半截腿露在外面。

    当时两个中队共有400名中国劳工,住在一间大平房,分上下两层铺,一层睡200人,和电影《美丽人生》中的德国集中营一样。除了中队长、小队长,大部分劳工从来没有洗过澡,臭味在屋子呆不住,因为它是通风的。可怕的是,这一点在冬天也不变。

    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在只有单层松木板的大屋里,没有任何保暖措施。“没办法!日本人就给你这个地方!”

    “我们一批136个人,病死了10个。最惨的是有一个得了疥疮,我们都住在一起,听他那个痛的,太惨了。根本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什么也没有,爱死就死呗。”还有一个老头,还能动弹,就被抬起来送去火葬场烧了。

    有一个同胞是事故死的,赵宗仁至今记得。当时运矿石用的是四个轮子的“轱辘马”,装满矿石推上轨道。矿山工地高处有卷扬机,会把满载矿石的轱辘马拉到山顶,再放下来。

    “那天中午,我们吃完饭走着去工地,中间要过独木桥,轱辘马和人都从这儿过。那天他们走过时,轱辘马就冲下来了,撞了两个。其中一个抬走两三天就死了。”赵宗仁甚至无从知道那人的名字。

    在矿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点灯吃早饭。工人要抬每块都重达几十斤的花岗岩,当时14岁的赵宗仁总落在后面,就会挨打。他已经无法得知自己是工作到几点,只知道晚饭都是黑暗里点灯吃的。

    三餐吃的都是黑麦子拌大米糠的馒头,每顿一个,大约三两重。对于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的矿工来说,显然是吃不饱的。“大米糠太难吃,饭一端出来啊,满屋子都发酸。”时隔60多年,赵宗仁一提就紧皱眉头,满脸皱纹都缩起来了。

    13年挖雪洞的“潜伏”

    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人逃跑吗?

    “我们老家的农民,就少有逃的,有人是被俘的八路军,就逃。”赵宗仁说。

    刚到福岛时,14岁的赵宗仁曾目睹过脱逃中国人被抓后的一幕。“逃的八路就被逮回来打。”打完了浑身鲜血淋漓,在矿工中午吃饭的半小时里,拉到矿工面前示众。当这个双手反绑、奄奄一息的同胞站在那里示众时,全体矿工沉默着,没有人说一句话。

    “那时候能说什么呢?”赵宗仁侧过脸去,“你说什么也没用,也不敢说。”

    半个小时后,这个人被拉走了,赵宗仁再也没有看到过他。后来他听工友说,这样的人大概被押到札幌去了,那里有个牌子会写着“不良劳工”。

    在中国被掳劳工中,口口相传着“山东出了个英雄刘连仁”。

    刘连仁被抓到日本北海道空知管内沼田町的煤矿劳作,就逃,跑到深山老林,冰天雪地里生活了整整13个年头。北海道气候寒冷,一年有8个月下雪,能正常活动的只有4个月。他只有身上的衣物,也无法向外求援。

    这13年中每年冬季刘连仁住哪里?他挖一个雪洞,像熊一样潜伏起来。

    刘连仁吃什么?吃的是树叶、树皮、野草、虫子。看到树上好像有鸟,就爬树去抓。“等爬得老高,手掏进窝里,一抓——嚯!出来一条蛇!当时吓得他就跌下来了。这一摔,脚骨折了。”李良杰说。

    可就是这样,刘连仁活下来了。直到战后在石狩管内当别町,才被人发现,得以回国。2000年他去世了,安息于中国的土地上。

    “花冈暴动”的过去与现在

    在反法西斯侵略历史上,“花冈暴动”被每个中国劳工高声说起。

    其发动者是中国劳工耿谆,河南襄城县人,今年已95岁高龄。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1000名中国战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耿谆是其中一名劳工大队长。当时食品、衣物极度匮乏,中国劳工饱受折磨。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花冈暴动”。

    “当时他们小队986个人,耿谆数了数,能动的、还有力气的只剩200多个。秋田是什么地方?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啊!200个手无寸铁、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就敢在他们窝里闹!”李良杰激动地说。

    当时耿谆向起义劳工喊出的口号是,“不求生,求雪耻!”最后暴动被镇压,耿谆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

    当时115名暴动劳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后共418人死亡,史称“花冈惨案”。

    64年后,李良杰重复着那6个字的口号,连连用苍老的手敲着胸膛:“现在的劳工诉讼,就是为了雪耻!我们不差他这几块钱!”

    他指的是2000年11月,在东京最高法院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从鹿岛建设领到1.6万多元的补偿,但以耿谆为首的大批掳日劳工及家属拒绝领这笔钱。

    “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到。“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当时说要赔偿,耿主任就同意了。结果形成文字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写的不是‘认罪’,不是‘赔偿’。”李良杰老人慢而低沉地说,“说是‘救济’啊!”

    对日索赔活动家王选对此极为愤慨,称这是“日本人花5亿日元买断了花冈暴动的历史”。

    “没有道歉,一切都无从谈起。认罪和道歉是前提,而这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是需要诚心诚意表示歉意,那才涉及赔偿。”李良杰说。

    目前,日本公布的报告书显示,强虏中国劳工人数共计38935人,分别在35个企业的135个工地劳动,其中6830人死亡。计算下来,平均每6名劳工即死亡1人。

    “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心愿,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政府谢罪,向我们赔偿,那时候我就瞑目了。”李良杰说。

    本报北京8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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