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畅通铸就大国腾飞之路
这种想，原本只是空想。熟悉陕北农村的人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初，一辆开进山村的车会引来全村人围观，有胆大的人摸摸车灯说，这东西眼睛真大，比牛眼还大。
按照路况，当地的村分为川道村、拐沟村和山区村。前一种村在路边上，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就能通上电，后两种村由于道路不通，村民多少代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没有多少改变，甚至说上一门亲事，都比较困难：川道村的人娶媳妇，婆家准备5000元聘礼就够了，拐沟村至少得3万元，山区村就要5万元。
今年7月一个慵懒的午后，一辆商务车和一只狗趴在窑洞外晒太阳，已经是陕北山村的寻常景象。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招安镇党委副书记李宝成眼中，这些年老区的变化是飞速的，而这一切，是从有了路开始的。“要想富，先修路。这话是牢牢在陕北老百姓心里扎了根了。有了路，就是有了出路。”
从致富靠想，到今天过上当年“想都不敢想”的日子，60年的“致富梦”，首先是从路开始的。
飞速铺开中国“血脉”
有人把公路比作一个国家的“血脉”——高速公路是“大动脉”，普通公路是“静脉血管”。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要说“大动脉”，连“静脉血管”也不畅通。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公路通车里程仅有89万公里，既无一级公路，更无高速公路。农村大部分地区仍是晴通雨阻，道路狭窄。
在李宝成的记忆里，当时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就靠骑毛驴，去赶集路上要用整一天，下雨更是举步维艰。陕北民歌唱道：“三十里鸣沙二十里水，为找妹妹把哥哥跑成罗圈腿……”
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有人问他乘坐新干线高速列车的感受，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然而，不发达的公路系统注定是经济“快车”的绊脚石。1985年9月18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去陕西临潼参观秦始皇兵马俑，路程仅20公里，途中却遭遇了长时间堵车。回北京后，李光耀对中国领导人说：“兵马俑真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可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实在是太不适应了。”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要想富，先修路”，进一步被阐述为“要快富，修高速”。1984年5月至12月，《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发表文章称，高速公路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载体，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要实现商品经济的市场交换，必须加快修路。由此，中国掀起了高速公路建设热潮。
1984年，中国内地首条高速公路——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开工。
1985年，沪杭高速公路莘庄至松江段正式开工。
1986年8月，贵黄高速公路动工兴建；10月，合宁高速公路开工建设；12月，广佛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1988年，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通车，标志着中国大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此后20年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数字，在统计图表上，连成了一条坡度陡峭的上扬曲线：从零到1万公里用了11年，从1万到两万公里用了3年，从两万到3万公里仅用了一年半，到2008年，总里程达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
在李宝成的家乡安塞县，这两年来农村公路建设共实施项目122个，累计完成投资约3．98亿元，建设总里程1041公里。目光再拉开，在陕西省，2007年1月，随着建设规模世界第一的秦岭终南山高速公路隧道正式通车，昔日距西安二三日车程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变成了西安的“一日经济圈”，深山中的柞水旅游业突然“爆棚”，昔日“东不过潼关，南不跨秦岭”的关中人及陕北人，纷纷兴起汉中行。
在中国大地上，飞速铺开的道路疏通了血脉，带活了经济。2008年，全国道路运输行业的客运量、货运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2680多倍和190多倍。
近几年，公路建设的施工人数常年约280万人左右，施工高峰期约400万人。2008年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373万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6倍。未来，国家高速公路网将由7条首都放射线、9条南北纵向线和18条东西横向线组成，总规模约8．6万公里。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设出如此多的道路。”2007年2月12日,世界银行东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交通运输能源矿产局的首席交通专家Aurelio Menendez说。
“血脉”带活一方经济
2003年9月，南昌第一家沃尔玛超市开张，10万名顾客塞满了超市的过道，一位记者去采访，硬是被人群“挤”了进去，最后反而“忍不住”加入抢购大军。除了便宜的日用品，一条龇牙咧嘴的鲨鱼也被摆上案板，内陆人可以花每斤16元的价格，吃到“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海中霸主。因此，当天尽管有近10个收银台，众多顾客还是等得发慌。在2004年8月的一个高峰日，收银员那里处理的付款达到4万笔，创下了一个全球最高纪录。
事实上，在此4年前，南昌市委书记说服沃尔玛落户时，曾费了很大周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因为“地处内地的南昌市连接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条件很差，投资者都避而远之，纷纷到北京、上海及其他东部城市寻找机会。”
情况变得很快，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下，南昌等内陆城市的路网日渐发达，多车道的高速公路将它们与沿海港口和出口市场紧紧相连，偏僻地区的消费者需求被挖掘出来，昔日国内外企业不屑一顾的地方“变热了”。因此，当沃尔玛看到南昌的发展潜力之后，决定马上在当地抢占一处黄金位置开设新店。
和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热潮的背景是：中国仍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只有约10％的人持有驾照。路的扩张，与其说是为了满足驾驶者的需求，倒不如说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成分更多一些。
经由逐渐打通的“血脉”，大量资金、商品和技术开始涌入中国内陆地区。据测算，公路建设投资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是0．4，而高速公路每1元投入就可带来4元效益，每1亿美元的投资，还可以带来约1万人的就业机会。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曾表示，中国每亿元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能直接带动社会总产出近3亿元，一批新兴产业群体以高速公路为依托，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成为我国传统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8年，《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高速公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文章称，“12条贯通中国南北或东西的高速公路，使数百万人与更广阔的世界联系到了一起，人们从中也可以窥见中国新的宏大支出计划有望带来的影响。”
打造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2006年5月20日，数家媒体都关注着这样一个画面：一箱新鲜鸡蛋被稳稳地交接了。收到的一方，是20多艘越南遇险渔船上的300多名越南渔民，递出的一方，是交通部南海救助局的“南海救11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国际救援行动。
作为国内应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救捞反映的是水陆交通从无到有之后，发展理念由建设到服务的转变。如果搭建血脉让沉睡的巨人活起来，那么，这个巨人正以更快的速度伸展所有脉络——用专家的话来说，打造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在路上，道路运输应急保障能力明显增强。“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一个月内，道路运输投入应急运力4．2万辆，运输救灾物资68.5万吨，抢运救灾人员和灾区群众61.5万人，公路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了极大保障。
在内河，投资加大、建设加快、运输生产增长迅猛。2007年，长江干线运量突破11亿吨，是世界上运输规模最大、最繁忙的通航河流。2008年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建设完成投资181亿元，同比增长9．0％。
在海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提高。中国海事自1989年起连续10次当选为国际海事组织的A类理事国，自1998年水监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共组织、协调、指挥海上搜寻救助9900起。
李宝成可能不懂这套“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对他来说，脚下的路带来的经济效益才是真真切切的。在安塞县山里的杨圪堵村，据说探测到了石油，山上也有坚硬的石头可以作为资源开发，只不过，现在能通车的路，尚不能满足运输石油和石头的需要。“一旦路修好了，未来发展的速度是不敢想象的。”李宝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