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端六：中立的货币学
杨端六(1885~1966),长沙人,我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
一个盛夏，杨端六一家正在吃午饭，忽然，空袭警报大作，几十架日本轰炸机压顶而至。所有人奔出去逃命，杨端六却往里屋跑，一时间，房子夷为平地，灰头土脸的杨端六抱着抢出来的《货币与银行》手稿，傻傻地笑。
70年后，这本标价32元、秋草一样颜色的经典书还在各书店出售，它已影响了好几代“经济人”。
长相并不富贵的杨端六，被誉为能扭亏为赢的商务“金柜子”，“我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声名仅次于马寅初的货币学家”。
在没有“会计”，只有“账房”的年代，杨端六的很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1917年，当他还是个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穷留学生，就发表论文，第一次把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5年后，他出版了中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货币浅说》。他还首次向国人介绍“超等市场”（即“超市”）、“信托公司”这样的新概念。
我国旧时商业记账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已是弊端重重。喝了几个国家“洋墨水”的杨端六归国后，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对前来考察的胡适说，“馆中无人懂得商业，馆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终年无假期”。胡适认为“极中肯要”。杨端六锐意改革，以新式记账方法推动近代化管理，使这家书店扭亏为盈。这也是中国近代企业中第一次会计制度大改革。
自1930年代，他连续任武大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等。他治学勤奋，有人回忆他“在盛夏赤着上身伏案疾书，桌旁边放着一盆冷水。汗流如注时，就拧一把毛巾擦去汗接着写”。
他学问做得老实，当时不少书粗制滥造，将后面附录、参考文献等砍掉，而杨端六坚持学术标准，注意为读者自行查找文献和研究提供方便。有一本教材，他附录采用的参考书竟有120多种。
也有人指出，他的书理论非常扎实，但是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杨端六回国后并未在财政机关或者银行机构担任过任何职务，这是他的一个缺憾。
好友苏雪林对在牛津、剑桥受过多年教育的杨端六有过这样的描写：“端六先生的性格是厚重，宽宏，心思尤其缜密，说话做事，都要经过几番考虑与打算，有一点害处，他都不干，必要时也会接受重大的牺牲，可谓百分百的经济学家风度。他是个‘君子’，但他却是一个由四书五经陶冶出来的‘君子’，并不是牛津、剑桥式的‘尖头曼’。”
他教学严厉，他要求学生读英文原版书，有一次考会计，考题是英国文官考试用的题：一个账簿被火烧了，一些地方不全，让学生根据一些会计事项、发票和其他资料把这个账补上。结果全班同学都被考倒了，最高分也只有73分。
杨端六一生远离政治，政治却不肯远离他。这位称自己“中立”的经济学家似乎左右逢源，一边被尊为“蒋介石的老师“，一边被毛泽东称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
因为给蒋介石讲过两次经济学，他得到一个“蒋介石老师”的名声。后来，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审计厅）厅长，杨端六提出3个条件：不离学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蒋一一答应。此后的4年，杨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南京去上任，于是他成了国民党军中惟一不穿军装的上将。在后来的抗战期间，蒋又多次请他去重庆做官，杨都以侍奉老母为名婉拒了。
他告诫孩子：“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
这位通识中外各种货币的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抗战期间，他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生活十分拮据。这可难为了大小姐出身、“常常在黑暗房间高声背诵莎士比亚”的教授太太袁昌英，她第一次下厨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放在秤杆上称来称去。
这个缺少艺术气质的书呆子，日子也当“统计学上的表格”一般过，夫妻两个大学者用小本子记下“烹鸭”的办法：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
面对四大家族弄钱无算的贪婪，物价飞涨的现实，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学者却深感“一名经济学家的无奈”。偶尔，他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问他活着有什么目的，杨答曰：“生下来不能死，就得活着，什么也不为。”
他一生著作等身，性格刻板，没什么爱好，婚姻也谈不上成功，唯一的乐趣是在院子里“像个老农一样种花草”。近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渐渐遗忘这个曾经享誉学界的经济学家。女儿杨静远说，父亲已成为专业辞书上的一个干瘪的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