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应从垃圾分类投放做起
近日，一份由搜狐绿色频道、中华环保基金会等共同发起的网上在线调查《垃圾分类，离我们有多远？》显示，63.5％的北京市民认为，纸巾是可回收的垃圾，而事实上，纸巾因为水溶性太强，是不可回收的。
本次调查共收到3923份问卷，其中，65.4％的参与者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调查显示，尽管近七成的公众有垃圾分类的意识，但还有四成人不知道该如何做，只有24.29％的人能做到“总是按垃圾分类将垃圾放入垃圾桶”。
1996年，北京率先提出垃圾分类的倡议，13年过去了，垃圾分类却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步履维艰。
垃圾分类要从源头做起
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然而，直到现在，很多公共场所里垃圾箱的分类设置都很笼统，往往只是简单标有“可回收”或“不可回收”的标志，还有不少市民不清楚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之间的区别。中华环保基金会的李京华说，此次调查中，有41.4％的人不知道垃圾如何分类。
虽然在一些城市，如北京、青岛等地，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10％，但因为普遍实行袋装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即使实现了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也大都混为一“潭”。
李京华说，有52.17％的人认为，投放垃圾时所做的分类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一点作用，10.66％的人认为作用不大。
合加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景志认为，垃圾过度分类会造成生活的不方便，增加储运成本。“而有些垃圾混在一起也并不可怕，到了垃圾处理厂，机械设施完全可以进一步分出来。”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设施处副处长卫潘明却认为，尽管在源头没有分类的时候可以进行机械分类，但“机械分类不可能比我们投放的时候分得更精确，因此，做好垃圾分类，最重要的还是实现源头分类。”
卫潘明说，2015年要基本实现垃圾分类收集，这是远期目标。
建填埋场不如少产垃圾
“如果不能分类处理，分类收集实际上会误导老百姓。”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傅涛说，真正做好分类处理，才能引导老百姓参与分类收集，否则分类收集很难实行。
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找不到合适的场所堆放垃圾。
目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是国际上通用的3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
其中，卫生填埋是垃圾经过焚烧或堆肥处理工艺、实现垃圾利用的最大价值后，剩余残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到了填埋处理这一环节，垃圾的填埋量已经很少，大概只有垃圾原有量的10％左右。
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表示，“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长期背负沉重的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减少垃圾的产生，能够解决这一根本的矛盾，是最理想的状态。
王维平说，减少垃圾产生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限制包装，可以减少17％左右的垃圾。还有旧货交易、废品回收等措施，都是减少垃圾的主要办法。“玻璃、塑料、纸、鞋底、胶皮，捡出来就可以卖钱，何必让它进入垃圾处理系统？”
“我们说零废弃，不是零排放。”王维平说，零废弃就是鼓励大家能回收的回收，能不扔的不扔，能利用的利用。
垃圾处理，收费还是收税？
卫潘明表示，现在垃圾收费的体系比较多，也较混乱。北京居民交过几笔跟垃圾相关的费，一笔是清扫保洁费，这个费合并在物业费里，通常是按照房子面积来算的。还有一笔是垃圾处理费，是按户按月收的，目前，北京市的标准是每户每月3元，外地来京有居住证的，每人每月两元。
对企事业单位的收费，沿用的是很“古老”的标准，“当时的规定是垃圾清运费，25元1吨，收了垃圾清运费就不再收垃圾处理费；还有一种是按垃圾桶收费。”卫潘明透露，目前北京市对企事业单位垃圾的收费基本是估量的，没有具体称重。
“从北京市总体统计数据来看，收费效果不太理想。2008年，按照北京市户数和现有人口预测，1年可以收两亿多元，但实际上只收了几百万。”卫潘明说，北京市目前1年20多亿元的垃圾处理费，基本上都是政府出的。”
卫潘明表示，不是为了收费而收费，收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量，为了提高垃圾分类的效果，为了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不一定非得把钱收上去弥补财政。”
从国际上的情况看，垃圾计量收费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王维平说，究竟是以税的形式收，还是以行政费的形式收，尚未确定。
“我个人认为，垃圾处理收费从税比较合适。”傅涛表示，很多情况下，固体废物的产生对消费者来说是被动的。“我买个电视机，给我一个很大的包装，那东西不是我要的。包装产生了垃圾，并不是消费者的责任，这在生活中占很大的比例。”而垃圾处理收费“从税”的话，一般是工业企业、富人缴纳的比较多；如果“从费”，则基本上要跟使用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