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封家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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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丁不断在自己的人生地图上标注出一个又一个的点，他以为那会成为这些故事的家。但他一次次失败了。前不久，这些被书写在4万多封民间家书上的故事，以及张丁被消磨了的梦想，终于在中国人民大学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安了家。
第一批挑选出来的家书将于60周年国庆前夕正式入驻人民大学博物馆。这个日期已被一再延后。办公室的实际工作人员仅有两人，而几乎每天，张丁和他的助手都会收到用特快专递寄来、或是持有者坐着飞机火车送来的家书、账本、票据……那是属于他们家庭和家族的故事，属于时代的故事。
耄耋老者不远千里送来家书
1998年，美国一个叫安德鲁·卡洛尔的历史学者，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展开征集战时书信的活动。征集书中，卡洛尔这样写道：“这些战时书信能帮助美国记住那些曾经或正在为国家而战的人。这些亲历战争的士兵们的私人信件，无论情书、家书、遗书或是其他，能够从最独特的视角再现战争。”
不到3年时间，卡洛尔征集到了4万多封战时书信。2001年，《战争家书》在美国出版，此后长期盘桓《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卡洛尔和他的畅销书，在2004年年底通过电波介绍到中国。那天，下班开车回家的张丁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故事。学生时代受到的启蒙再次被点燃，身为历史学硕士的张丁深知民间叙事的重要性。
“精英导向、制度范式的政治史，从20世纪初开始就屡遭非议和挑战。”他会略带学究气地抬出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在他眼里，民间家书的价值远大于受人追捧的《曾国藩家书》。
张丁在中央电视台摸爬滚打十余年，并担任经济频道《艺术品投资》栏目编导。2001年，他在一次脱产培训中接触到一个新词儿：文化产业。
卡洛尔的故事，让张丁看到了一种在中国加以复制的可能性。
2005年年初，他和3个好友在一家街边小饭馆里，一边用酒驱散着寒意，一边拍板决定好好干一番。“人们终将要关心自己的精神世界”是4个人一致的信心所在。文化产业便是他们选中的最适合的途径。
他们决心在中国尝试开辟出一条用市场力量来运作民间公益文化事业的路子。
按照设想，向社会征集民间家书是第一步，做出一定影响后，项目应能吸引来风险投资和来自民间的融资。接下来的任务则是，精选可读性强的家书结集出版一套图书、创立一个关于家书的网站以形成互动，并做一档关于家书背后感人故事的电视系列节目。
“这些都是能够赢利的。”雄心勃勃的蓝图设计者坚信。
以项目养项目的终极目标，则是创办中国家书博物馆，使家书的征集、收藏、展览正规化，以及创办中国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从历史、书法等各方面对家书进行立体研究。
2005年4月10日，“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正式启动。彼时的张丁手头颇有些人脉。他拜访了季羡林，又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机构名义上的支持。最后定稿的《抢救民间家书倡议书》上，有季羡林、费孝通为首的46位文化名人的签名。
看上去一切都顺风顺水，项目一炮打响。甚至有耄耋之年的老者坐着火车，不远千里送来一个家族从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时期一直保存的家书。
家书蕴涵的内容超过了预期。
有个吴佩孚的小文书，在给家里的信上不断提及自己的上司。他笔下的军阀，绝不是脸谱化的恶霸，相反，倒有人情味儿、有智慧，还有“非常强的自我道德约束”。
还有个“文革”结束后在北京郊区当小队会计的，给家里写的信，串起来就是一部乡村经济改革史。
鸿雁传书的名单上，还有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和她的丈夫、曾任孙中山南京总统府秘书的任鸿隽。
甚至不用看得那么深。泛黄宣纸上的方块字，在写到父兄时就大一些，最后落款处自己的名字又小一圈，传统文化中的孝悌观就这样在细微处尽显。
家书的价值已经明摆着，项目想是不愁嫁了。如果能进一步筹措到资金，设想之初的“市场化”运作马上就能展开。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的核心成员一个个踌躇满志。不久，一份准备用来吸引风险投资的详细的项目计划书出炉。
吸引风投的难度很快被证实：风险投资方对项目的要求是周期短、回报高，一般期望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在15％~20％之间，这是需要长期投入才能产生效益的家书项目所无法承诺的。
获得不了风投的青睐，张丁和同伴们又将目光投向企业赞助。他们找到了一家正在力推“亲情文化”的著名民营企业，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整个项目的冠名权。
这是摆在项目组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一封家书在外人看来不算什么，对当事人却是难以割舍的至宝，能下决心捐出来已属不易，若看到企业冠名，多半是要打退堂鼓的。
“好容易做出了影响力，又有官方机构的认同，我们虽然要活下来，要有盈利，但毕竟是个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张丁对家书项目的定位非常明确，“这个时候如果来一个企业冠名，就不像样了。”
既然找不到风投，又不能让企业整体冠名，举办活动或许是另一条出路。画家张海鹰是家书项目最初的4个筹划人之一，在他眼里，家书中体现的民间书法极为可贵。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拿出举办“中国家书大赛”的创意。
对方的回复却令张海鹰啼笑皆非。协会方面“只是借个名儿”，就要求25万元的合作经费，而答应赞助的那家民营企业，最多只肯掏10万元。“事情只能黄了”。
如山的家书却少一个靠山
项目启动依靠的是发起的4个人每人拿出的5万元积蓄。源头无活水，资金日渐吃紧。一同创业的好友逐渐淡出。“总不能不断往里贴钱吧。”最后一个离开的张海鹰，对自己的退出感到有些无奈。在此之前，他陪张丁坚持了近两年。
朋友们临走时，都不忘叮嘱，劝张丁也早点放弃算了。但张丁“不信邪”。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靠给杂志写稿换来他和这些家书的栖息之地。
市场化之路走不通，张丁打算调整路线。“在商言商，看不到实实在在的获益，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对。”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选择。回过头来审视，家书项目从一开始，或许就偏离了用市场力量来运作民间公益文化事业的轨道。由于民间组织的能力有限，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家书理念渗透到社会的枝枝蔓蔓，他们迫切地寻求“国字头”单位的支持。
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正式成立的名单上，中国国家博物馆赫然位列组委会成员单位之首。但双方事先商妥，参与发起单位，不用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这样做也符合张丁最初的想法，避免家书项目受制于人。
但事实证明，受制于人是过于迂远的担忧，有求于人才是当下处境。国家博物馆于2006年收藏了80封由项目组委会精选出的家书，但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马英明也婉转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家书收藏毕竟只是国博所涉足的收藏品中“很、很、很小”的一个方面。
张丁曾试图为项目申请文化部专项资金支持。据他回忆，当时国博的朋友带他看了文化部给国博的批示，虽然不许拍照、不得复印，他仍满心欢喜地把批文抄在了本子上。
“此（指家书项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由博物馆参与此事，较为适宜，持之以恒，其价值将愈会显现出来。”批文上这么说。
然而没有下文。
马英明告诉记者，文化部批给国博的经费很难再“支持”给个人。没有政策，运作上的程序解决不了，手续也不好办。
所谓的程序和手续，是指以国博名义向文化部上报家书项目，申请到资金后，再以聘任的方式让张丁参与具体工作。
张丁无法接受戴着镣铐跳舞。“我想每年编写4本图书，他们认为不可能实现。至于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等目标，他们认为更是天方夜谭。”
张丁还想过直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但熟悉程序的内部人士浇灭了他的幻想。
根据2001年修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申请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规定申请人必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办法》同时要求，“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在上级管理机构的指导下，具体负责管理本单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结果很明确，没有事业单位支持的民间项目和个人，根本不具备社科基金的申请资格。
“就是少一个靠山呗。”从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项目挣扎起伏的《工人日报》记者李飞骏作了一句总结。
中国家书还托不起文化产业梦
在张丁为这些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家书四处找家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战时书信系列图书已经陆续出版了4种，并且每种都配有专门为儿童和阅读障碍者准备的CD有声读物版本和大字版本。
电子邮件也成为书信征集的新宠。再版的《战争家书》里，就收录了在伊拉克的美国大兵给家人朋友发送的Email。
美国PBS电视台和美国历史频道还分别将战时书信和战争相结合，制作出了气势宏大的纪录片。两部纪录片由电视台播放后又制作成DVD在全美热卖。另一部名为《爱与勇气》的纪录片也正在筹拍中，故事的线索是南北战争中穿越战火的情书。
截至2007年7月，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先后也出了4本书，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季羡林为项目组题写的“家书抵万金”5个字。
然而每本书都叫好不叫座。这意味着，财政危机无法解决，反而日见严重—聘请编辑审校书稿得花一笔钱，项目组为送书给支持家书事业的人和远道而来的捐赠者，还得每次自费从出版社买回上百本图书。
2006年春节前夕，项目组委会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联手制作了5期特别节目《家书故事》，并在正月初二至初六，连续5天每天40分钟，在CCTV新闻频道播出。那个时候，张丁刚从央视辞职不久，项目也正被热炒。时至今日，偶尔，会有网友在“中国家书网”上发帖，问以前看过的电视节目怎么没了，“令人扼腕”。
网站，是张丁的一个朋友帮忙捣鼓出来的，申请空间、域名管理及技术支持费每年仅2000余元。然而从来没有人在论坛里上传电子家书。
该尝试的都尝试了个遍，谁能想到，安德鲁·卡洛尔和他的《战争家书》模式来到中国以后，是如此地水土不服。张丁的文化产业梦，几近破灭。
如今，看到4万余封家书终于在人民大学有了个安稳的栖身之地，这个才42岁就已半秃的男人终于能喘口气，歇歇脚了。家书博物馆的宏大构想，现实之中可能只落得个人民大学博物馆家书收藏展厅，而对于自己在整个项目中的角色，张丁提出的条件也已降格为只是“项目执行人”。
不用再把心思花在整个产业链条的运营和赢利部分，家书项目能够这样被“养起来”，折腾了一圈儿，连张丁的朋友们也都觉得，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好归宿。
何况，兼任博物馆馆长的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本是搞档案研究出身，能了解民间家书的价值。因此尽管家书项目入驻人大的谈判进行得一样磕磕绊绊，张丁始终咬紧这个东家——他也是真的累了，铁了心要回归体制。
家书展厅正在装修布置中。从仓库里满头大汗地回到办公室，张丁泡上一杯热茶，没舍得开空调。坐在人大给项目组新配的电脑旁，手摸崭新的传真机和“价值四五千块钱”的专业扫描仪，他笑得有点儿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