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劳动型到管理型、科技型
脚手架上的青春与骄傲
在北京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环内一半以上的老建筑，其内部木框架结构都是陈金第亲手参与建造的。北京展览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委大楼、人民大会堂，每每路过这些地方，陈金第都会美滋滋地自豪一把：“你看你看，这房子的框架结构，还有里面的木工活儿都是我们做的。”
陈金第口中的“我们”，是一支由18名上海籍青年组成的木工队伍。这支名为“胡耀林木工青年突击队”的木工队伍在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名噪一时，是新中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
曾经是埋头苦干的“老黄牛”
从诞生之初，青年突击队就与“急难险重”的任务捆绑在一起。
1954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第二年。这一年，北京的冬天分外寒冷，一个体现中苏友谊、具有重大外交意义的建筑工程——北京苏联展览馆进入紧张的冬季施工阶段。冬天水泥不易干，如果不加快施工进度，展览馆很可能无法按时交付使用。
前苏联专家多洛普切夫提议，成立一支青年突击队，鼓舞青工士气，让青年人冲在前头，抢时间、压任务。1月13日，在工区团委的组织下，胡耀林木工青年突击队在展览馆工地上成立。
那时，22岁的青年木工陈金第是突击队青年团员小组长，小学都没念完的他听不太懂领导说的“大道理”，北京人讲的普通话他也听不太明白，他只知道青年突击队是荣誉，得了荣誉就要“埋头苦干，发扬革命的‘老黄牛’精神”。
那段日子，陈金第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干活儿”。他与身边许多工友一样，只要每天能有馒头啃、有活儿干，感觉就很幸福了，更何况他们每天还能拿到2．8元的工资，“那时候把钱看得很淡，就算不给工资，我也觉得为祖国建设出力是应该的，要不怎么叫共产主义呢？”
不到半年，突击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原计划要用478工日才能完成的搭建拱顶大梁模板任务，18名青年仅用181工日就完成了。
和很多队友一样，不识几个字、听不懂几句普通话的陈金第只知道每天不停地干活儿，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上，也不止一次出现在团中央的各种文件中。
1955年2月，中共中央对团中央《关于在基本建设部门中发展青年突击队的组织向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这是一项好的经验，望各地参照办理。”当时，全国有青年突击队（组）650支，队员1．2万余人。
艰难时期涌现“小发明、小创造”
这是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海报，蓝色的天空下一个长相清秀的男青年身背一套木工工具微笑着望向远方。海报的左上角有一部分残缺，纸张表面还有多处裂口。在一家收藏网站上，这张破旧的海报售价50元，而且“仅剩最后一张”。
1964年，这部名叫《青年鲁班》的黑白电影在我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几乎全国所有工矿企业都组织工人观看。
《青年鲁班》的人物原型，就是当时的全国劳模、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队长，后来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上世纪60年代，青年木工李瑞环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他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队长，4年里，他的文化水平由初中提高到高中，并运用了几何学的原理自创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仅用3天就完成了原本预计8天都很难完成的200米长屋顶外檐模板的制作。
1960年2月12日，《北京日报》把李瑞环在建设人民大会堂过程中的创造性行为定位成“猛攻文化堡垒，攀登科学高峰”。有人说这个发明在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用科学计算的方法代替了据说是从鲁班时代就流传下来的“放大样”的办法。
这也是青年突击队自出现以来，首次摆脱“苦干、猛干”的闷头劳动者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巧取、智夺”的知识青年形象。
那段日子，三年自然灾害让中国的老百姓尝到“吃不饱、穿不暖”的滋味儿，而原本活跃在城市建设一线的前苏联专家也全部被召回。在那个缺乏专家指导、物资匮乏的年代，青年突击队的“小发明、小创造”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政工团各级组织被冲击或解散，青年突击队也纷纷解体，很多好的传统也丢失了，相当一部分突击队有名无实。
“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1981年，29岁的青年工人臧红星哼着小曲儿，踩着自行车到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外国驻华使馆工地去做工。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关牧村的这首《假如你要认识我》响遍大江南北。时至今日，许多“50后”、“60后”还能哼唱起这首歌的旋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沉寂了10余年的共青团品牌——青年突击队浴火重生，年轻人又一次站了出来，青年突击队也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到1980年年初，团北京市委已在全国率先发展了80支青年突击队。4年后，团中央将团北京市委《关于在建筑行业开展青年突击队竞赛活动的总结》批转给各级各地团组织参考学习。
臧红星青年突击队就出现在这份总结材料里。“那时搞竞赛，人人都费尽心思要把活儿给干漂亮了！”已拥有硕士学位的臧红星目前担任北京建工集团总承包部党委副书记。
在上世纪80年代，臧红星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他在“生活富裕”的石油强国伊拉克做过1年半的工；参加高考后从初中生“跳级”直升大专；带着一帮“小弟”在大单位里做工，常能接触到一些进口货。
在单位里，文化素质最高的都在青年突击队，技术最好、干活最快的也在青年突击队。活干得多，工资也会相应增加，所以最能挣钱的同样在青年突击队。
青年突击队员当仁不让地成为工厂女青年心中的最佳“经济适用男”，这些人工作稳定，觉悟高、技术好、有前途，“找对象，就去青年突击队”。女青年挖掘“潜力股”的眼光没有错，如今在建工集团，大部分高层领导都是过去的青年突击队骨干。
“白骨精”加入青年突击队
流利的英语，笔挺的西装，小巧的笔记本电脑，外加计算精准的头脑，这是新时代青年突击队员的标准“配置”。
拥有如此强大“装备”的青年突击队队员，在新词频出的网络时代，被人们叫做“白骨精”（白领、骨干和精英）。北京城建集团杨光“管理型”青年突击队队长杨光就是这样一个“白骨精”，“鸟巢”（国家体育场）、北京目前最高建筑银泰大厦、航天三院502A实验楼工程等重大涉密项目都由他带领的青年突击队负责项目管理。
杨光这样描述这支已有10年“工龄”的队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5岁以下，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管理，管理的最终目的是确保每一项工程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保证一个项目做下来不亏本，能盈利更好”。
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每个工程高质量如期完成后，刨去税收和上交给总公司的收入，盈利的空间已经很少，每年能有一半的管理团队不亏本就已经很好了。”突击队的党支部书记瞿占朝拿“管理型”青年突击队同普通项目管理团队做比较，“杨光青年突击队承建管理的工程没有一个是不盈利的。”
迈入21世纪，神舟号系列飞船成功发射、铁路6次大提速、北京办奥运、上海办世博，全国各地高新区、开发区林立。顺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青年突击队从原有的建筑、市政行业扩展到公路铁路建设、航空航天、房地产开发等众多行业。在海外工程的工地上，在汶川特大地震、冰雪灾害、“莫拉克”台风的受灾现场，在航天工程的研究室里，到处都有青年突击队员的身影。
如今的青年突击队从过去单一的生产劳动型发展为管理型、科技型、劳务型三大类。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学成回国的“海归”都加入了青年突击队的队伍里。
8月17日，上海世博会标志建筑、世博园区内最大的永久性单体工程——世博轴阳光谷全部亮相，6个高达40米、最大直径90米的巨型圆锥状阳光谷在夜空下发出迷人的五色光芒。郝晨钧科技型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在此前的1年多里，先后克服了测量定位、支点稳定、张拉控制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确保了工程质量和进度。
新时期的“中国速度”，正由新一代的青年突击队“又好又快”地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