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星倒了，“绑架”政府的土壤还在
东星“创造”了历史。它成为我国第一个破产的航空公司，所涉及的案件也成为我国新《破产法》颁布后首例跨境破产重整案。仅仅两年，这家民企便从风光登场走到了宣布破产，衰败之快，让人吃惊。
东星的殒落，与其老总——从省委机关下海、一度贵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的经商哲学颇有关系。他进入航空业，并非真正想干航空，而是希望进行资本运作，最后卖高价脱手。在他看来，只要把企业做大了，“就是国家、民族的企业，就会得到帮助”，“违约就不会被追究”。正是基于“摊子越大、政府越放不了”的心理，他敢在仅有两亿多元资金（包括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从事航空这个世界公认“烧钱”的行业，敢大举借债，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敢以世界上最高的价格从其他航空公司挖飞行员。
“摊子越大，政府越放不了”，支撑兰世立在市场上疯狂行为的，是他对政府职能的错误认知。然而这种错误认知却并不乏现实基础。一些严重污染企业早就豪言：只要他们创造了GDP，解决了部分就业，政府就不可能在环保问题上对自己痛下辣手。而近段重庆打黑，也有深度分析文章认为，一些黑恶势力已经通过融入商业逐步做大，使政府往往投鼠忌器……这种种表现，实际都是对政府的“绑架”。
这种“绑架”让人不快，政府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被一些特定对象“绑架”后，其服务的方向当然会有偏差；更让人惊讶，行政权力向来是最强势的，拥有最强势权力的政府，为什么会落到被“绑架”的地步？换句话说，“绑架”政府的人和单位，为什么在最强势的行政权力面前，还居然敢捋虎须，产生一种“绑架”的冲动？
这就不能不说到一个老问题：行政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介入太多太深了。它仿佛传统大宅门里的家长，什么都在管，什么都要过问，既在主观上给自己造就了无所不能的幻觉，又使大宅门里的人产生了“管我就要管到底”的心理，不论是谁摊上什么样的麻烦，都会诉诸这位仿佛无所不能的家长。
其次，迄今为止，依靠法治和市场解决问题还不是一种正常的秩序。在不正常秩序下生活的习惯，很容易催生像兰世立这样游走于政经两道的两栖人，兰世立是这样，牟其中、黄光裕等人何尝不是如此？两栖可能会让他们成功，但也可能会让他们失败。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绑架”和“被绑架者”常常存在利益纠葛，无法置身事外。信奉“忽悠，也是一种能力”的兰世立在和政府打赌：我随便玩，哪怕玩砸了，你也会兜底。这回他没有赌对，但滋生这种心理的土壤还在。不铲除这种土壤，不易诞生一个有权限而高效的政府，也很难呼唤出真正的现代企业和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