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显微镜”展示一场血战
2009年8月，《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副主编余戈出版了反映松山战役的著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作者放弃传统的宏大叙事，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
; 今年是松山战役65周年，65年前的今天，中国远征军第8军向松山上的日军发起了第8次总攻击，10天后,松山堡垒被攻克。本文特纪念和告慰那些在65年前的血战中牺牲的将士。
走在大街上，余戈显得与众不同。穿着崭新的“just do it”黑色短袖T恤，一只褐色牛皮匣子怪模怪样地斜挎在身上。
“懂行的人才知道这是好东西。”他宝贝地抚摸着自己的“皮包”说。那是一个抗战时期的日本军官图囊，用来装作战地图和命令书。350元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用老母鸡油仔细保养后，余戈如今用它来盛放香烟、手机和军官证。
“你注意它的闭锁方式，一个皮绊扣在这么个小铜疙瘩上就锁紧了，这个铜疙瘩与日军子弹盒上的装置是通用的。日军设计战场上的东西一律指向实用，同时也很注意节约资源，因为他们物产匮乏。”
余戈的脑子里装满抗战军事知识，如同压力强劲的自流井，无需触碰，就会汩汩涌出——细致而扎实，一如他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讲述的那样。
8月初，这本关于松山战役的著作出版。余戈以“微观战史”的视角，“拿着显微镜”，仔细展示了持续90多天的中日松山血战，作战双方无法“复盘”的遗憾在他的笔下得以弥补。
最大限度地抵近真实是“微观战史”的特点之一，因此书中充满了精确的考据。乔良将军评价说：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无根据，以至于所述史实精微到了可以称之为“战争考古学”亦不为过的地步。
其实，一切都是从收集抗战文物开始的。
收藏让我的思维变得具体而清晰
2000年前后，余戈先后采访了以收藏抗战文物而闻名的樊建川和沈克尼，受他们的影响，他也开始收藏抗战日军文物。
他的首件藏品是一把日军三八式步枪刺刀，这种刺刀护手处带钩子，他从小临摹《敌后武工队》连环画时就描过无数遍，那钩子上通常还会挂一只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鸡。
此后，日军钢盔、水壶、望远镜、照相机、军刀、各式手雷、马镫、军功章、军帽、“千人针”……来自天南海北的抗战军品将他家的一间小屋摆得琳琅满目。
与初级发烧友不同，余戈还收藏了大量抗战日军文件：作战地图、老照片、士兵家信、典范令、手绘情报、日军战史和士兵战记。历史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
他还有一个老式唱机，捏着摇把用力转上几圈，换上新磁针，轻轻一搭，咿咿呀呀的日本军歌顿时响起，时光一下倒流了70年。
“收藏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每天直接与器物打交道，我写的文章也开始远离宏大叙事，变得具体而清晰。”余戈说。
从“藏品”到“藏识”是个自然的过程，趁着工作出差之机，他走访了大量抗战遗址。2004年9月，余戈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松山战场遗址。
当年日军的交通壕、堡垒、蓄水池、慰安所、指挥所仍清晰可见，20天时间，余戈踏遍了18平方公里的松山阵地，他熟悉那里甚至超过陕西三原老家黄土高坡上的沟沟坎坎。多年以来积累的史实一下在脑海中激活了，他决定要为松山战役写一本书。
向日本人学习精细
余戈冒出了“微观战史”的提法。“就是从微观层面描述战争，研究营连以下的战斗行动，从军事技术和战术、军事文化以及战场上官兵的生存状态上去展示战争。”他解释说。
他坦言这种想法是向日本人学来的。尽管余戈说过“那一段历史是不能被原谅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学习日本人的优点。
多年抗战史研究，日本人做事不可思议般的精细给余戈留下深刻的记忆：“精确是工业化的要求，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接受这种熏陶，而这恰恰是一百年后还处在农业文明的中国所缺乏的。”
余戈认为，没有精确思维的后果体现在战场上就是效率低下，打仗一旦粗略就直接导致大量牺牲，死人死得你最后赢了都觉得赢得寒心。
“长久以来，我们赞美的是儒将，欣赏他们可以与士大夫坐而论孔孟，而不推崇战术家，但打仗得有办法啊。卫立煌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打松山甚至都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余戈说。
他喜欢的军人有戚继光、孙立人、粟裕。“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真正的军事家都是战术家。”余戈说，“军队是器，就得有器的思维。”
反映在战史研究领域，余戈与那些流行的钟情于政治、外交、战略层面纵横捭阖的战史作品保持了距离。
参加过缅北作战、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战地通讯集《缅北之战》中表达了自己的“癖好”：注意营以下的动作。这让拥有“微观战史”观念的余戈产生共鸣。
在余戈看来，只有那些经典的、带有关键性的战役才值得用微观战史去描述，比如台儿庄、昆仑关、孟良崮、上甘岭战役等。
他说：“中国人擅长定性，不喜欢定量，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尝试着在螺蛳壳内做道场，拿着显微镜去弄清楚一场仗究竟是怎么打的。”
听着“大悲咒”写作松山战役
借鉴收藏军品的经验，余戈“上天入地”几乎“穷尽”了与松山战役相关的资料。在思索怎样展开叙述时，同事梁粱提醒他：松山战役不就打了90多天吗，不妨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梳理出来看。
“我的思维一下被点着了！”余戈兴奋地惊呼。
花了一年多时间，他将松山战役90多天的战况，一天一天全部都给仔细梳理了出来。
写作的过程也是史料甄别的过程。“它考验的是平日的积累。”余戈说。他采用中、日、美三方史料比对的方法，不断订正各方资料中存在的错误。
“微观战史”强调的是“战壕真实”，需要大量参战官兵的回忆记录。余戈羡慕那些日本学者，日军官兵都有战场记日记的习惯，战争结束回国后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官方研究机构还为他们做专业口述史。而他只能去搜罗那些散布于各地文史资料中的零星亲历者文章。
他也不忽视近年来各地都市报的老兵访谈，虽然有错误，他甄别后就可以准确地放到相应的位置上。但依旧缺乏大量亲历者的口述，以至于“用到带引号的话就成了一种幸福”。
松山战役打得极惨烈，每次战斗都有大量人员伤亡。每天面对着笔下的死伤，余戈总觉得心里堵得慌。
一次去香山八大处，偶然听到了“大悲咒”，他赶紧买来在家中那台17英寸宽屏的电脑上播放，戴着耳机一边听一边写作，这才感觉心里平静了许多。
书稿完成后，余戈将其命名为“笔记”，有与传统“有虚构嫌疑”的“纪实文学”划清界线的私心，同时，“这是一种不得以的谦虚说法，我觉得抵达真相很不容易，相对于当年的战斗而言，我们记录下来的才几分之几，所以不敢称史。”他说。
每一个牺牲都是有价值的
如果有可能，余戈愿意为每一位松山战役牺牲的远征军官兵在书中留下姓名，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远征军渡过怒江时，有一名班长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到其他战士，好心去推扶，不慎溺水牺牲。中、日、美三方的史料中都提到了这名战士，但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余戈在翻阅史料时，查到了他连长的回忆录，得知战士名叫“邓超”，便在书中记录了他的故事。“每一个牺牲都有其价值，他的名字同样应该留存史册。”余戈在书中说。
整个松山战役中，日军被歼1250人，中国远征军牺牲7763人。在日军的档案中，余戈找到了日军详细的死亡名单，甚至包括遗骨分布图，“不管死活，日军老兵都有天皇的‘恩给’养老，由厚生省专门负责。”
然而遍翻史料，他也没能找到中国远征军官兵牺牲的全名单。尽管士兵们很多都是抓来的壮丁，不少是非自觉的战斗者，身后跟着端冲锋枪的督战队，但他们毕竟是为民族流血牺牲。“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统计数字，这太不公平了。记下他们只需要几页纸而已。”他感叹。
他又忍不住说：“打仗是没有办法用物质回报的，对牺牲者，就是铭记，其实记住一个人只需要一点点感情啊。”
然而，这样的淡忘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去年的抗震救灾中，寻找邱光华机组时一个战士被毒蛇咬伤，无法救治，情急之下掏出匕首把手指割断了。后来不少报道中就称呼他为“一个战士”，到了高层领导的报告中，仍然是“一个战士”。“打听到这个战士的名字很难吗？”余戈反问。
这是一项紧迫的抢救性工程
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写作的反映诺曼底登陆的纪实名著《最长的一日》是余戈的目标。“那是微观战史的标杆。”他说。
将这本书掰碎、拆散了“研读”之后，余戈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瑞恩是诺曼底登陆的亲历者，并在战后及时采访到了盟军、德军的800多名参加诺曼底登陆的官兵，“瑞恩将战史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
做田野调查时，余戈采访到了10多位老兵，无一例外，这些老兵年事已高，已经很难听到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遗憾，而是所有人的遗憾。如果我能够采访到100个亲历老兵，我写出来的东西决不是这样的。”余戈坚决地说。
他说：“我只能走材料路线，类似一个工匠，充其量我是一个细匠。这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
事实上，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给予了不错的评价。乔良在为他写的序中说：“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我清楚我的斤两，”余戈说，“我就像在‘瓜菜代’的年月，用苦苦菜、马齿苋和玉米面给大家蒸了一屉还算可口的‘菜团子’。众人都夸我是个‘巧媳妇’，但如果让美国人、日本人来看呢？”
和抗战的老兵们正在不断逝去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战争亲历者的名单也在悄悄地缩短。余戈说：“现在最应该给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作战这些老兵做系统的口述史，如果真有单位做，我愿意去打工。这才是一项紧迫的抢救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