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妨碍我们"回到常识"
出语如此激愤的，不仅是无知无识的凡俗之辈。共和党前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就暗示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的情境，把奥巴马政府负责医改的工作小组称为“死亡小组”。
一位因主张政府在医疗服务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在中国经济学界受到孤立的学者李玲告诉我们，类似的恐吓宣传手法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在美国多次重复上演，并且每次都获得了成功——
罗斯福总统首次在国会提出实行由政府筹资的全民健康保险，一个来自美国医疗协会的议员举着《共产党宣言》站起身来喊道：“主席先生，这些内容都是从《共产党宣言》第18页抄过来的，我有原稿。”
杜鲁门总统号召为美国提供“人人都能负担”的医疗，激起了美国医生群体的激烈反抗。《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称，全民健康保险“体现了一切政治控制的罪恶，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是走向全面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信号。美国医学协会坚决拒绝这样的计划”。
克林顿总统的全民健保计划遭遇美国医生协会的强烈反对，他们雇佣了包括前总统里根在内的一批演员，举着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在全国巡回表演，他们播放斯大林检阅苏军的录像，告诉老百姓：如果让政府掌握医疗，美国就会从“自由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为了在一项社会政策的争议中压倒对手，上纲上线，谎报敌情，制造紧张，甚至扣大帽子，这样的套路美国有，在我们中国也不稀奇。一部《物权法》，能牵扯出一场“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战”。对顾雏军案的讨论，能被夸张成“否定改革开放的一股逆流”——这都是为时未远的事情。关于中国医改方案的争论，虽然火药味不像美国那样浓，但最终也脱离医改本身，基本变成了一场“主义”大战。
按理说，要平息、澄清这种情绪化的争论，只需要双方冷静下来，不再“高举高打”，所谓“回到常识”就可以了。但问题难就难在，双方至少总有一方决不愿意“回到常识”。譬如，美国的医生协会、商业保险公司、药品企业，是医改中利益受损的主要群体。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变成现实，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造谣惑众——这正是他们根据“常识”作出的必然选择。这和你在中国，如果试图让国企经营者接受排除了“掌勺者独占大饭锅”模式的产权改革方案，他必然会骂你“反对改革”、“思想僵化”，是一样的“常识”。谁要是真把利益问题当成认识问题来对待，肯定瞎耽误功夫。
事实上，“常识”只是用来说服相关利益群体之外“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譬如，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没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只有美国一家—难道它近旁的加拿大，远方的整个欧洲，都已经被“赤化”甚至法西斯化了？为何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恰好是信奉“小政府”的美国，政府、雇主和个人三方医疗费用负担最重，人均寿命却最低？
按理说，只要把上述“常识”一摆，何去何从，就该一目了然了吧？却也不然。因为美国民众从来就相信“美国例外”，你根本甭想拿欧洲如何如何来教育他！
“常识”的无力之处还在于，它只能驳倒那些摆到明面上的理由，而难以扭转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偏好。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指出，以前美国的医改失败，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难以启齿的种族偏见：“虽说穷困的、许多人无力获得足够治疗的南方，原本能从其中获得免费的经济利益，但南方的政客认为，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将迫使南方将其医院对各种族平等开放”，“在他们眼里，不让黑人进白人的医院，要比帮助贫穷白人获得治疗更为重要。”
什么样的“常识”撞上这样的弯弯心眼儿，不得铩羽而归？
旁观美国医改，我们会觉得奇怪：这么显而易见的好事，为什么却生生得不到民众的多数支持？反过头来再想想中国的许多事情，不也有许多明明白白的事情，愣是做不成？你看美国人反对医改的理由，可能会觉得这些美国“愤青”笨得就像傻瓜一样不可救药；但中国的公款吃喝，举国公认“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又有多少人幡然悔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