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景框里，生活从黑白变多彩
替客人摆姿势、对焦、按快门，这一套照片的拍摄程序，中国照相馆的师傅姚建中已经轻车熟路地干了近30年。他手中的相机从最早的木式座机，变成海鸥120，又变成佳能数码。他所在的这家京城老字号照相馆也经历了兴旺、衰落，再兴旺的跌宕起伏。
姚建中的父亲姚经才，是中国照相馆在北京的创始人之一。姚建中打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在店里玩，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父子俩从取景框里看到的变化，见证了普通百姓生活从黑白到多彩的轨迹。
四五十年前，谁家要是有几张印有“中国照相馆摄”字样的照片，可是个稀奇事。一般家庭只有在逢年过节、结婚或孩子周岁时，才去照张像。
最早的中国照相馆，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新中国成立后，为丰富北京的商业市场，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要上海的中国照相馆支援北京。1956年，十多位师傅拖家带口，带着全套摄影设备离开上海，来北京扎根。店址也是周总理选的，王府井南口。“那可是全北京最好的地界儿。”姚经才就是那十多位北上的师傅之一。
1956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正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业。海派风格的照相馆推出的唯美人物艺术照立刻轰动京城，穿婚纱的结婚照也让北京人开了眼界。姚经才时常向儿子提起当时的热闹场面。那时，尽管照张相要破费不少，但照相馆每天人满为患。到了节假日，排队的顾客都得排到大街上。
而让姚经才终身难忘的，是开业不久一位大人物的来访。一个周日，正在照相的姚经才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声，他从照相室跑出来一看，哎呀，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热情地和大家打着招呼，并且排在了队尾。姚经才说，“总理，您先照吧。”总理回答说，他也是一名普通顾客，也要排队，说完就和排队的老百姓唠起了家常。
轮到周总理拍照了，姚经才一时紧张得不知道怎么拍才好。摄影师通常都要帮顾客摆布摆布，可是现在要拍总理，该怎么弄？周总理似乎看出了姚师傅的心事，主动跟他聊天，并让他放松下来。那时姚经才37岁，他一口气给周总理拍了十多张。后来周总理从中选出了最满意的一张，据说，后来他用的标准像一直是这张。
照相馆里的热闹场面在“文革”时不复存在。“文革”期间，照相馆的业务只剩下拍证件照。
再次热闹从1979年开始。姚建中回忆说，那一年他成了摄影师，中国照相馆也在北京恢复了婚纱照业务。
当时一些老人担心拍婚纱照是“犯错误”，但姚经才坚持认为，照相馆的又一个春天来了。他找到一起从上海来的裁缝师傅做了3套婚纱，凭着这3套相同款式、不同尺码的婚纱，中国照相馆不仅恢复了婚纱摄影的业务，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下一天拍摄260套婚纱照的纪录。
姚建中说，当时婚纱照一套5张，黑白的，120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如果要上色变成彩照，得花200元。
后来，婚纱照的道具也发生了变化。姚建中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新娘手捧塑料花，清一色的短发，长裙拖地只为遮住新郎穿的不太像样的鞋。新郎买不起衬衫，穿的都是“假领”。上世纪80年代，塑料花变成了绢花，有新娘戴着自己的金银首饰，以替代照相馆提供的玻璃项链。
好年景持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早期。之后，港台的影楼陆续挺进北京，很快就以时尚的服饰、精美的化妆和最先进的设备，抢占了传统照相馆的市场。几十年的老字号照相馆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姚建中说，最惨的时候，员工200多人的照相馆一天才挣几十元钱，连交电费都不够。
2001年，中国照相馆改制成股份制企业，开始在市场经济中重新定位。设备和观念焕然一新：最新的照相器材、电脑photoshop技术、不断更新的精美服装。最重要的是，照相馆放弃了过去一枝独大的想法，开始吸取影楼的长处。
几年运转下来，中国照相馆重新焕发出生机，光北京就开了6家分店。在姚建中这些老一辈照相师傅看来，在数码相机普及的年代，在新式影楼拉走大量顾客的今天，传统老字号能起死回生，确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