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如何帮农村孩子找回尊严
如何让农村孩子的眼睛亮一点，腰板直一点，脑子活一点
一组数据让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久牵挂至今。
2003年，时任贵州省毕节行署副专员的顾久到下辖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调研了解到，当年该县总人口超过100万，处于高三毕业生年龄段的人口有2万，但当年该县高考的报名人数只有600多人，考上线的仅仅有53个人。
在少数能够升入大学的学生背后，是一个让人唏嘘叹惋的现实——绝大多数学生成为悄无声息的落榜者，一些人甚至在初中阶段因为厌学而自动辍学。
一句民谚生动描绘了这群西部农村地区不能考上大学的年轻人的生存现状：“种田不如爹，算账不如嫂，打工不如哥。”
这样的现实落差让顾久一直在“拷问”自己：我们的教育为更多孩子的生存和发展都做了些什么？！
让顾久忧心的是，即使近年来当地升学情况已有重大改观，“但农村绝大多数孩子不能持续升学是肯定的。”
毕节只是当前西部农村地区教育现实的一个缩影。在日前闭幕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上，顾久的“拷问”引发了数十位长期关注西部农村教育的国内外与会专家共鸣。
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所所长徐志辉教授介绍，多次的下乡调研都有着这样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农村，而现在农村孩子入学比例越来越低，而且越是重点院校比例越小。同时，在贫困地区，家长把希望寄托于孩子升学一途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以考分为标准，以升学为取向”，“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精英，不是精英的没人关注。”
这样的教育至少有两点缺陷：首先，对受教者未来的生存发展能力欠缺思考，对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关切不足；其次，受教者以知识为垫脚石争取向上流动，容易养成自私冷漠、缺乏合作精神的人格。
“占人数80％的农村孩子却在学习着20％的城市孩子的课本。”民盟贵州省委披露的一项调研显示，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后，以前农村孩子因无钱交学杂费而导致的上学难已不再是问题，然而，学生在初二大量流失的现象依然存在，“关键在于，各地发展情况不同，而全国的教学内容高度统一，对于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课堂的内容离他们自己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一些孩子的学习兴趣逐渐消失。”
无数次深入贫困地区，顾久在教室内看到的场景更是让他感慨，“孩子索然无味地听着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课程，那呆滞、麻木无光的眼睛让人的恻隐与悲悯之心油然而生！”
在顾久看来，一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农村里又有一大批上了初中上不了高中、上了高中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如何让他们的眼睛亮一点，腰板直一点，脑子活一点”，怎么把他们培养成新农村建设的实用型人才，是一个沉重的课题，值得教育部门反思、探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就此次论坛撰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教育之难，主要在农村；而农村教育之难，尤在西部边远、贫困的地区，那里的教育理应得到关注和特殊的对待，并不都是用城市化的方法可以应对解决的。”
“难道县一中就是农村孩子的发展道路吗？”
论坛上，“尊严”二字也成为众多专家口中的热门词汇。
顾久说，当前的教育模式只有一种评价标准，认为只有考试分数高才是人才，大批学校成绩排后的学生在自卑中不断否定自我；而事实上，有人天生有语言天赋，有人天生动手能力强，同样能够在人生舞台上大有作为，关键是要让他们找回自信，“让他们在农村找回自己的位置，找回尊严。”
在毕节地区纳雍县一所农村初中学校调研时，顾久欣喜地发现，学校的校长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探索：学生进入初一时第一次的年级会上，所有的学生都被问到了同一个问题，“你未来想干什么？”“有人回答想当老师，有人想开拖拉机，还有人回答想修电脑……”而随后，这位校长的实验随即展开，在镇里请来农技人员、修理人员走上讲堂“当先生”。
论坛上，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小蔓教授表示，农村教育改革的确存在两难，一方面有人会说要教育公平，农村孩子为什么不能按同样的标准呢；但同时，课程内容要跟孩子的生活相联系，孩子才能学得进去，才能觉得这个知识有趣，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衔接，不能用同样的模式教育农村孩子，即便是同样的标准和内容，生活资源的衔接方式也要不同，因此农村教育的内容、模式值得探讨。
在农村地区调研时，朱小蔓教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各地都在花重金建县一中，“甚至投入两三亿元，建标志性工程，”这让此前曾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她心情沉重，“难道县一中就是农村孩子的发展道路吗？大量农村孩子该怎么办？”
在她看来，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大量的孩子不能升大学，很多孩子没有兴趣，不愿去学，“学完没有用，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他们无法面对现实的生活。”
朱小蔓说，农村教育的目标，既不是通过学校把农村孩子移出来，也不是通过学校把他们永远拴在土地上。要探讨的是这种教育给孩子什么样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是知识的基础，更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基础，要让他有对生活的信念，有尊严，有靠自己诚实的劳动就能生活下去的条件、找到一份工作的条件，哪怕是打工，也可以获得自己的尊严，进而可以找到越走越宽的道路。
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使能升学的“远走高飞”，不能升学的“落地开花”，有生存和发展技能？在顾久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
在此次论坛上，顾久和盘托出自己的设计，在毕节建立试验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把家政课等实用技术逐渐引入学校课堂，初中毕业生能掌握8种6项有效技术，高中毕业生能掌握8种6项技术和两门职业技术，初步实现基础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基础化。在美国、日本的普通教育中，家政、缝纫、手艺一类的课程早已蓬勃开展。
他为此呼吁更多的鼓励和宽容，“这必将是一场需要上下多个部门配合，需要不断在尝试中摸索前进的艰苦试验。”
“今天我们思考农村教育需要有新的思维。”论坛主题报告会上，朱小蔓教授提出，教育应该面对生活，未来中国的发展绝不能忽略农村，绝不能低估教育对农村社会转型的作用，“农村教育也该有职业教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