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去掉了“单位同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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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登黄山时为大学生游客签名。（资料照片）
新中国大学统一招生制度始于195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止。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果断作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重大决策。30多年来，这一决策影响了4000余万人的命运，进而改变了中国巨轮的航行轨迹，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2007年,在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它以最为权威和原始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命运转折点的真实形态。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收入邓小平在1977年5月至12月间的25篇文稿，大多数是第一次正式公开发表，披露出许多重要历史细节。内容包括讲话、谈话、批示、手迹和历史图片等，并附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撰写的《邓小平与恢复高考》一文，展示了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
谈到决策恢复高考，1977年8月“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查全性教授慷慨陈词与邓小平一锤定音为人熟知，但是对高端层面上邓小平围绕恢复高考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思考和决策未必清楚。事实上，恢复高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恢复高考是邓小平长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振兴科教领域的开端，更是邓小平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1977年，我们熟悉的历史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如何打开局面？慧眼独具的邓小平主动向中央请缨，分管科技、教育工作，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虑。而关于恢复高考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归根到底是祖国与人民的迫切需要。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的时候，就曾多次围绕大学招生和教学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
1977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现在是后继无人！大学、中学、小学质量很低。教育脱节，没有来源。”在危机面前，正是对国家负责，为人民谋利益的强大动力促使邓小平作出这一重要决策。
邓小平敏锐地选择了恢复高考作为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主要是从两个大局出发：其一，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人才断层已经成为国家社会难以为继的威胁；其二，恢复高考不仅是一项教育制度的变迁，更标志着社会的转向。邓小平专门将拟定的招生办法“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中“单位同意”一条去掉。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他还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用考试取代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成为选拔人才的依据，昭示着社会的思想结构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普通人再次拥有了把握命运的机会，在改变千百万人生命轨迹的同时，国家前途也被重新照亮。
怎样恢复高考？这个问题远比想像中困难。甚至印刷上千万份考卷的纸张，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与此同时，当时社会思想风气未开，恢复高考的阻力很大。对此，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关键时刻，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1977冬天，570万应考者涌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天第二次考试，1180万人的总量创造了世界考试史上的奇迹。
从大局着眼，邓小平在恢复高考这样的重大决策中举重若轻；从细处着手，邓小平在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更彰显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书中首次公布了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时说：“音乐学院院长告诉我，发现了一个7岁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能拉很难的交响乐曲子，而且拉得不错。这在外国就叫神童了。音乐学院规定11岁才可入学，像这样的娃娃，应该把他吸收到音乐学院来，提前录取，以便深造。还得找个阿姨帮助他。”结果，这个孩子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他就是日后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
30多年转瞬而过，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如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中流砥柱，高考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和演进中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