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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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痛诉象牙塔的倒掉

本报记者 王波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9-09    [打印] [关闭]
    拿到全国总工会发的一份职工状况问卷调查时,78岁的老校长在上面填的几乎都是“很好”和“满意”。

    “还有什么意见?”这是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没地方讲我的意见。”老校长认真严肃地写道。

    他的意见几乎都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老校长搞了一辈子教育,在当大学校长时,他算是敢说敢做,常针砭时弊,曾因为反对伪科学而在科学界有些名气。

    后来,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再后来,在院校合并大潮中,他的大学和另外两所大学被合成了一所部属“211”重点大学。

    孩子们以为,学校和职务都没了,父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关心教育。七八年来,学校的意见征求会,也不再邀请这个老领导参与。但白头发的老校长,一有机会跟人谈的,除了教育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我愿意作证,并承担后果

    9月6日下午在北京的这场讨论会,就来自老校长的争取。这原本是一场以“科学与无神论”为主题的会议,会期一天半。

    但在接到参会邀请时,老校长提出:“能不能拿出点时间,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专门讨论一下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的问题?”他对眼前的一些腐败问题,“实在看不下去”,需要找个地方来说说。

    会议主办方同意了他的请求,会期延长半天。

    讨论会上,老校长讲的都是自己了解的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狭小的会议室里,不时弥漫着愤怒的气息。讲到一些“太不像话”、“太说不过去”的地方,老校长会提高声音做出手势。

    这些年来,老校长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大学教师找过自己。他们主要来自老校长身在的那座高校云集的省会城市,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他们想告诉老校长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位教授告诉他,自己正忙于为政府机关中的某主任写专著。另一位教授则向老校长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教授指导几名学生做课程设计,后来发现指导教师却写成另一位老师。他问为什么,有关领导说,那位老师要申报“名师”,由于教学工作量不够,便“借用了”教授的工作量。

    老校长看到一名研究生忙着写论文,便问,“你的论文数还不够吗?”“我自己的已经够了,现在写的是导师要我代某企业的某领导写的文章。”研究生答道。

    而在老校长自己的课题组里,也曾出现副教授让自己的学生代写论文的事情。课题组里的一名研究生因为作弊无法毕业,学生家长直接在电话里质问老校长:“你们的老师还让我儿子帮他写论文呢,凭啥不让我儿子毕业?”

    老校长对这件事情做了严肃的处理。“碰到这些事情我就火透了!”在宾馆房间里,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

    不过,在讨论会上,他还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一直以来,老校长拒绝说出任何一个找过他的人的名字。他担心说了名字,“就再也没有真实情况的信息来源了”。他更为担心的是,一旦说出那些研究生的名字,“这些年轻人就彻底毁了”。

    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理由很简单——“年纪大了,想安静地思考些问题”。但他随即强调道:“如果法律上需要我就所说的事实提供证据,我绝对会出来作证,承担后果。”

    或许是对老校长的性格有所耳闻,那些经历过学术腐败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

    “他们也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很不好,但没有办法,内心很无奈。”老校长边说边摇头。

    从“难以容忍”到“忍无可忍”

    因为看重这场与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有关的讨论,来北京之前,老校长给不少人打过电话。他们中有这些年来报道过学术腐败事件的媒体记者,也有关心学术腐败问题的学者。

    “一听说还有新闻媒体参与,就发怵,不少人说自己临时有事。”老校长无奈地说。他解释,之所以把媒体找来,是因为觉得自己老了,需要介绍一些情况,供有精力有兴趣的年轻人去调查。

    而老校长现在所在大学的校长,也因为涉嫌论文剽窃,正陷入一场风波,被媒体所关注着。

    “不能让这个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说话的是另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讨论会上,听得最认真发言最多的,也是这几位白发老人。

    教育部门有领导曾声称,对学术腐败要采取一票否决的制度。“这么多的校长、副校长接连出事,他否决了谁啊?”有位老人质问道。

    今年年初,老校长被学校某学院的学生会邀请去做讲座。老校长只给他们讲了一个话题,“什么叫学术”。他希望年轻的这一代,要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这很重要!这样才有坚持的动力。”他高声强调道。

    他坚信大学里必须学术至上,但他听了太多有关学术的荒诞故事,他害怕眼前这群刚上大学的孩子,会在“金钱挂帅”下见利忘义,“没有独立的人格,那就完了”。

    老校长喜欢打桥牌。有一次打牌之余,他跟一位年轻副教授闲聊。

    “最近在忙什么啊?”老校长问。“忙考试。”对方回答。

    老校长有些纳闷,便追问道:“你都博士毕业评上副教授了,还考什么?”

    “代别人考啊,可能以后还得替他写毕业论文呢。”副教授笑道。

    老校长这才恍然大悟,副教授所说的“别人”,是当地的一位领导。

    老人也看到了他当领导时所不曾看到的一些场景。有人为了评教授,提着个小包,装着礼品甚至是红包,在全校到处跑。还有人亲口告诉他,自己连续评了3次才评上,前后送了3回红包。

    老校长曾将这些情况向一些高校的领导反映,有些高校校长则告诉他,“现在这些情况没办法收拾,你这么大年纪就别去搞了”。

    但他不肯就此放弃。来北京时,他带来了一堆材料,几乎全部与学术腐败有关。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拿着一些与教育腐败有关的材料,去咨询了一位知名律师。

    “这些腐败现象会伤筋动骨,会影响我们的灵魂的!”老校长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这些现象,他在任时难以容忍,退下来了依旧忍无可忍。

    正是基于此,他才要求在这场与教育几乎无关的会议上,就高等教育和学术腐败问题进行讨论。

    哪里还有干干净净的殿堂?

    讨论会上,老校长原本以为会来的一些人,最终没有来,这多少令他有些失望。而愿意来讨论的,主要是几个和他一样年过70的老人。

    老人们大都注意到了最近的新闻。老校长所在大学的时任校长,原本是被校方推荐为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的。在经历了“剽窃风波”后,该校长最终未能进入8月31日公布的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

    有人曾问老校长:“你反学术腐败,怎么反远不反近?”

    老校长则有自己的苦衷。合校初期,学校开意见征求会,会邀请他去。但在会上,他总是讲教学和学术中存在的问题,校长和书记们听了后,总是说“不好办”。后来这几年,所有征求意见的会,都不再通知他去了。

    有一年,他主动报名参加有关学校发展问题的大辩论,但他最终还是未被安排参与辩论。甚至在党支部里,他这种喜欢讲问题而不怎么讲成绩的人,也不大受欢迎。

    老校长曾看到一则新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一位教授因为用公费寄了一封私人信件,后来遭到调查并被解除教职。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水平要高吧?”他说。为此他专门找了一个英语翻译能力好的人,把看到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亲自送到学校纪委。但这份材料很快就被退了回来。纪委领导告诉他,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我们的很多教授都要坐牢,那学校还怎么办下去?

    这个故事在小小的会议室里激起一阵笑声,但老校长自己的笑容有些尴尬。

    稍微让他觉得安慰的是,本校校长涉嫌剽窃一事经媒体报道后,校园里老师们反应强烈,并且大部分站在公众舆论这边。这印证了他的一个判断,“学校里有正气,老师心里也有正义,但问题是不敢讲”。

    “敢”讲的东西,则正是老校长所担心的。他回忆,早些年,当事人说起学术腐败的经历时,会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还有所遮掩。“现在已经根本不在乎,完全不避我了。”他叹气道。

    而一些原来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也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了。

    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期间,作为一个老党员和老领导,老校长曾分头找过学校领导,提出了自己所关心和担心的问题。领导们态度都很好,而给出的回答也相似:你提出的问题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有的问题是部里的问题,提了也没用。

    然而,现在校长却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这批人的指导思想就是包装,就是把所有人的成果都搞到一个人的身上,好让他当院士。”老校长直言不讳。

    有位教授给他讲过一件极为荒唐的事。该教授主持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级二等奖,他去申报院士,材料在初审后就被退了回来。一查才发现,原来该校某领导在上一届院士评选时已用过该奖,并且已评上。而真正负责该项目的这位教授,丝毫不知情。

    一所知名大学的教师告诉老校长,他们学校的科室甚至是医院,都有创收任务,如果完不成,就会扣奖金。有些老师无奈之下只能到社会上“骗钱”。该教师觉得这样是在丢学校的脸,便去找校长反映。不料校长却在大会上讲,你有本领你也去骗啊,告什么状?你骗到了一百万,我就给你教授当。

    这令老校长极为愤怒。在他看来,这会把高校的骨气搞没了,因为“追名逐利的人不可能有骨气”。

    老人也毫不掩饰对这类校领导的厌恶之情。他注意到,不少校领导,在当领导前连教授都不是,当上领导后,很快就成了教授、博导,而有一点学术资本的就想当院士。为了让这些领导当上院士,整个学校都得“包装”他。只要与他的专业沾点边,所有人在申请项目、写论文和获奖时,领导的名字必须写在第一个。一旦出了问题,领导则只需要跳出来说一句:“我主要的毛病是疏于管教。”

    更为可怕的是,老校长发现,把成果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已不是潜规则,而成了官方要求。“我们那位校长的那300多篇论文,大家看了都笑。”他撇嘴说道。

    不仅如此,工夫还要下在校外。有教师告诉他,学校为了在硕士点、博士点和院士人数上取得“跨越式发展”,为了过评审关,在外面到处请客送礼,连科研经费都可以用。校长给财务处打招呼,只要是请客送礼的钱,一律给报销。

    他曾就如此包装院士的问题跟一所大学的校领导交流。“没问题,大家都是这么搞。某某院士的文章就是我帮他写的。”对方一句话便把老校长噎了回去。

    那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老校长想起来就觉得痛心。

    “象牙塔早就倒掉了。清高、人格和操守早就没了。”他先是叹了口气,然后拍一下桌子问道,“这哪里是真正的干干净净的科学殿堂?!”

    而他也曾被人拍过桌子。某天,一位老教授到老校长家拍着桌子说:“我夫人要我转告你,第一个讲真话的是右派。”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在老校长面前拍桌子。不过这个曾经的“右派”知道,人家这样做,是为自己好。

    “我说这些是想我们把事情做好,希望国家和人民好,而不是捅一下乱子。我时刻准备组织上来审查我。”老校长说,他有自己的考虑,他感谢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老杜给了自己这个表达意见的机会。

    听到这话,头发花白的老杜说自己很难过。他没想到,老校长为了这个讨论会要如此郑重地表示感谢,他更没想到,要找个机会谈论学术腐败,是这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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