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温和的力量
一开始，这家名为“商务印书馆”的小印刷作坊，开在上海市江西路一个胡同里，在多如牛毛的印社中毫不起眼。
甚至，连它的创办者夏瑞芳也没什么文化。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原本在英文报纸《捷报》做排字工，因为受不了脾气暴躁的英国总编，一气之下约了几名工友，跑出来自办印刷所。
1897年2月11日开工的这家小印刷所，滋养了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人。不过当时，它还只有几台简陋的机器，承接的业务，也多半是招牌、票据、传单和教会图书之类。因为人手少，创办者夏瑞芳往往身兼数职，“总经理、校对、收账、买办、出店（供销）”，一个人都得做。
这是这个出生在帮佣家庭的小人物所干过的最体面的工作。他没读过多少书，以前的工作是医院护理，或者巡捕等。此后几十年中，他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家小小印刷所的命运。
第一次大的成功出现于创办的第二年。对英文一窍不通的夏瑞芳觉得，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人们对于掌握英语有着巨大的需求，便出版了商务的第一本书——《华英初阶》。这本汉英对照的教科书非常畅销，一版再版，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大的成功。
1902年，夏瑞芳决定聘请张元济入馆。此时，张元济在南洋公学郁郁不得志，月薪是100大洋，而夏瑞芳给他开的薪水是350元,翻了3倍有余。
两人合作的12年间，夏放手让张主持馆务，听任他聘用人才、施展抱负。这位温和的老板，对张元济随后延揽的人才，都尊称为“老夫子”，还让工友们称这些文化人为“师爷”。而编辑部的采编人员除月薪外，还供给膳宿，甚至“茶叶、水烟”。
当时，商务印书馆一位普通编辑沈知方，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和股东背后议论纷纷，但夏瑞芳却为沈辩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他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的预言不幸成真。1912年，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书局“挖了墙脚”，委之以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成了商务印书馆的劲敌。
在商务印书馆早期，馆内集中了中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不过，这些一向清高孤傲的文化人，在夏老板高明的调节手段下，不曾闹出什么大乱子。
在1914年夏瑞芳离世之前，夏是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张元济做编译所长，主掌书刊出版，两人的合作，被称为“绝配”。对于张元济的要求，夏瑞芳几乎言听计从。1905年，江南著名藏书楼“百百宋楼”的宋版藏书欲出售，张元济担心国宝外流，心急如焚，夏瑞芳竟然在公司仅有的10万元流动资金中“慨然许以八万元”，支持张元济竞购。
在两人共同确定的“开发民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的出版方针下，商务印书馆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以出版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等学术名著为发端，把西方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介绍到中国，在近现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有一组数字为证：清朝末年，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元，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银元，占1／3，而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2／5。
一名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专家评论道：“（它）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他为商务成为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这位专家的眼中，仔细分析夏瑞芳成功的原因，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自由竞争则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抬高了进入文化领域做生意的门槛，人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我们不妨总结一下中国文化史，像夏瑞芳这样的小人物，为什么能够做成今天那些顶级文化人都没能做成的文化大生意？”
也有人认为，在夏瑞芳的温和外表下，隐藏着某种力量。作家包天笑曾回忆，“戊戌六君子”死后，日本横滨印了谭嗣同《仁学》一书，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包天笑5本。他想翻印这本禁书，于是找到夏瑞芳，夏满口应承，还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