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歧视者的孤独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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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有半个巴掌大小，雷闯拿到这个小小的红色封塑卡片，颇费了些周折。
这张由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局发的深红色“（食品卫生类）健康证明”，编号为“06988”，显示着他在办证人中的序列。不过，他这张小卡片的与众不同早已经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9月1日这天，他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授予健康证明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并获得了从事食品行业的资格。
当然，他从来没打算去从事这个行业。作为浙江大学化工学院的一名大四毕业生，雷闯最为熟悉的，原本是实验室里的那些瓶瓶罐罐。如今，学校已经保送他到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攻读硕士。
暑假开始后不久，7月24日，雷闯看到浙江一家媒体报道称，“浙江省卫生厅确认乙肝病毒携带者可办食品工作健康证”。
这个自幼就是“大三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年轻人觉得疑惑：“法规是有了，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吗？”他决定去试一试。
正如他所担心的，这个过程并不顺利。8月17日，当地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看着雷闯的体检表，指着上面的“乙肝大三阳”告诉他：“你不能办证。”
“虽然有新法，但是没有上级文件，我们仍然只能按照以前的规定。”此后几天里，雷闯向西湖区卫生局、杭州市卫生局、浙江省卫生厅层层反映情况，也一再碰壁。
思前想后，在这个炎热夏季，这名22岁的年轻人决定进行一次行为艺术。他的道具颇为寒碜——一根宿舍里晾衣服的撑衣竿，粘上一张从废纸箱上扯下的红色纸板，便成了一个自制的标语牌，上面是最近互联网上最为流行的句式：“浙江省卫生厅，你妈妈喊你回家办健康证，检查乙肝两对半。”
8月27日这天下午，雷闯举着标语牌，出现在了杭州闹市区的大街上。随后，他把照片和过程，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没成想，第二天，当地卫生部门就打电话给他，让他前去办证。媒体评论，此事让“饱受升学、就业、婚姻歧视的全国几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消除歧视上获得实质性突破。
而雷闯本人却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恰恰相反，他为西湖区卫生局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依法办事为人民，构建和谐立新功”。
他表示，这是“出自真心诚意的感谢”，毕竟，“要消除乙肝歧视，光靠行为艺术有什么用呢？”
评价起自己的举动，他托了托黑框眼镜，用带着重庆口音的普通话说：“说到底，我就是不爽。”
这样的不爽在他身上屡屡发生。虽然早在念初一的时候，雷闯和上初三的哥哥就被发现是乙肝“大三阳”患者，但那个时候，兄弟俩谁都没把这当做一回事，他们与其他健康的同龄人一样，有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不过这样的快乐，到2007年雷闯的哥哥大学毕业时便消失了。
毕业时，雷闯的哥哥应聘了武汉的一家国企，本已签下合同，却在体检后因为检查出“大三阳”而被拒。对于这个经济状况不算太好的农民家庭来说，原本供养两个儿子上学就不太容易，这个消息把一家人“打蒙了”。
雷闯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她甚至会自责“为什么不是自己得了乙肝，而是让两个孩子来承受这样的痛苦”，而雷闯的父亲表面上看着还算平静，但有工友偷偷告诉雷闯，在工地上打工时，这个50多岁的重庆汉子却常常在夜里“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
在上网查询乙肝相关的资料时。雷闯更是惊讶地发现，这种“不爽”，是全国上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共有的遭遇。早在2003年,浙江大学的大四学生周一超，在考取公务员后，却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被拒之门外，周一超愤而杀人，最终也被判处了死刑。
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了，不能再让周一超和哥哥的悲剧继续上演”。从那一刻起，雷闯便走上了一条挑战歧视的维权道路。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雷闯挑战乙肝歧视的“行为艺术”，曾经接二连三地上演。
2007年8月，这个大二学生，第一次用上了那根撑衣竿和厚纸板做的标语牌。他在上面写着“乙肝病毒传播途径为性传播、血液和母婴传播，因此不会通过食物或水传播，也不会因为工作场合偶然传播；我也是一名乙肝带毒者，您还担心……吗？”的字样，举着牌子在杭州市区“逛”了一圈。
陪同雷闯的，是他的一个同学。除了拍照之外，这个同学承担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给杭州市的各家媒体打电话，希望能有记者前来报道，可结果却让雷闯颇为失望，他的“处女作”，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甚至连陪同的同学，也因为“受不了路人的目光”而中途离场。
在回来后的日记里，雷闯这样写道：“……这让我更加实际，更加认识我们的处境，认识办事的困难。”
这困难并没有阻止他在第二年9月的又一次行动。这一次，雷闯把“火”烧到了中国科学院。
那个时候，雷闯正值大三暑假。因为学业成绩不错，他开始考虑起保送外校研究生的事情来。这个时候，在乙肝病毒携带者常去的一家名为“肝胆相照”的论坛上，雷闯看到了一份《中科院招研乙肝歧视的调查》。
这个调查是众多的“乙肝战友”通过打电话和发邮件的方式完成的。调查显示，在成功调查的中科院系统113个招生单位中，有90多个单位在招研究生时存在着乙肝歧视，占调查总数的80％多。
雷闯和“战友”们分头搜集了524名院士的联系方式，然后向同学借了1900元钱，购买了600个信封、1100张邮票，写信封，装信，封口，贴邮票，15个志愿者与他忙活了一整天，终于寄出了这500多封信件。
但最后，只有4名院士给他回信。而中科院虽然给了雷闯面试的机会，但他最终也未被录取。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解释道：“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我们所也会按规定去做。还有，招生有非常严格的程序，能否被录取主要看综合素质。”
不过，雷闯也坦言，中科院一直都不是他的读研首选，但是他觉得：“去不去中科院是我的自由，而能不能去中科院则关系到我的权利，没有了这个权利，我也没有这个自由。而为了这个自由，我必须去争取我的权利。”
这种争取一直坚持到现在。2009年7月,雷闯和“战友们”用了近10天时间，收集了中国1997所高校校长的通讯地址，他向同学借了3000元，给这些校长每人寄去了一封信，呼吁各高校在高考录取过程中，不要有乙肝歧视，在入学的体检复查中，也不要检查乙肝项目。
雷闯向学校保安借了辆三轮车，把这些用牛皮纸信封包好的信件装在车上，蹬着去了学校的邮局。邮局的职员们被雷闯吓坏了，他们甚至没有去数这些堆得比人还高的信件总共有多少封。
不久之后，有两位校长给雷闯回了信，其中一位校长写道：“……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你不是自私的。在为自己争权益的时候想到的是群体。就有了高尚。就有成功的机会。哈哈！小伙子坚持下去！不仅是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校长的鼓励让雷闯感到了“一些温暖”，但他并不否认，为这些公开的表达，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个大多数乙肝病毒携带者对自己的病情讳莫如深的社会里，他大张旗鼓地公开了自己的乙肝带毒者身份，并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曾有人问过雷闯：“你将自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自己遭到更多的歧视吗？”
“如果我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上学、就业，那我还要那些尊严有什么用？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他回答。
也有人质疑雷闯，采用这种“抢人眼球”的行为艺术，是“在利用媒体达到自己的目的，出风头”，是一种变相的炒作。
但在雷闯看来，“我是第一个，你将是第二个。也正是要像我们这样出风头的人多了，乙肝歧视才将得到最终解决。但现在，我担心的不是炒作，而是怎么也看不到谁是那第二个”。
9月1日这天，在雷闯拿到健康证之后，杭州的“战友”们为这个他们心目中的“闯王”，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庆祝活动。但在活动后的合影中，除了雷闯之外，其他人还是选择了用一条横幅挡住自己的面部。
在雷闯拿到健康证之后的第三天，来自安徽工业大学的一位名叫周宗全的大学生，从合肥卫生部门那儿领到了安徽首张发放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食品健康证。这个同为22岁的小伙子，成为雷闯之后的“中国第二”。
这些天，在国内最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论坛“肝胆相照”上，来自全国各个省份的“战友”都在奔走相告，询问如何在自己的城市办理一张具有“特殊含义”的健康证。
与此同时，另一条新闻也挂在网络上。接受采访的一位食品店老板说：“只要他拿到健康证了，不管他是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招聘中，我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然后他承认，“我肯定不会让客人知道他有乙肝，否则对我们生意肯定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