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
周伟东指点着他现在居住的社区
身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而眼下，他正越来越痛心于身为业主在国内的种种“遭遇”：
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0元,物业公司却不打算听听业主们的想法；
开发商想改变规划，准备铲平街心花园，同时在所有业主的脚下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却不担心此举会不会挖断整栋楼的地基；
“不能再忍”的业主们试图成立业主委员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却遭受着来自各方力量的百般阻挠，迟迟不能建立。随着利益的分化和时间的推移，业委会筹备小组内部也出现矛盾，最终“作鸟兽散”……
目睹了这些混乱的社区现状，周伟东不由想起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担任类似业委会主任的经历。今年8月底，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这些陈年旧事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贴到“天涯社区”。没想到，很快成了热帖。
有人跟帖感叹：“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区就已经如此和谐，值得国人反思，学习和改变。”
有人不解：“中国人很勤劳，隐忍，能吃苦，为什么在现代社区的幸福感反倒不如过去的乡村或四合院？是制度不健全还是我们的文化有缺陷？”
在周伟东看来，自己回忆的其实都是些平凡的小事。问题是，这些小事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却是国人很难遵守的。
“看似平常的社区治理，最初可能只是维护业主的权益，进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议题的讨论。”周伟东是如此看重社区的公民自治，因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提法，“小小的业主委员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
“日本是鰯文化，没有头儿照样能转起来”
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
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不过这位26岁之后才走出国门的研究生还是延续了固有的行事习惯——对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俗事”漠不关心。
“我虽然在小区住了多年，却很少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周伟东笑着说，他只是有时候暗自好奇，为什么小区能搞得那么干净整齐和有条理。“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素质吧。”他这么对自己解释。
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周先生您好，我是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对方很有礼貌地说。
“有什么事吗？”周伟东有些尴尬，以为对方是来责备自己无故缺席的。
“昨天您不在，我们举行了抽签仪式，您当选了会长……”
周伟东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要我命嘛？”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倒没说出来。小儿子刚出生还不满周岁，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以“外国人当不好”为由推掉这个差使。但最终他还是应允了，因为他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会无理拒绝公益活动。
好在，同时当选这一届自治会会计的蒲地先生是周伟东的好朋友，两人不但专业上有来往，而且两家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因此，周伟东首先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担忧。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里的一休哥那样劝自己的中国朋友，“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鰯文化’。”
鰯是一种鱼。在中国叫“鳁”，在西方国家叫“沙丁鱼”。
整天研究海洋环流的周伟东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
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即使没有头儿，社区也照样能运转起来。
很多年以后，周伟东回想起当时这段对话，深有感触。在他留学日本的10年中，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极不关心政治，每逢选举，投票率都很低，即使在政府首脑频频换届的时候，公众也漠不关心，好像不需要政府首脑似的。尤其是在2000年4月，当时日本在任的首相小渊惠三突然中风，6周后去世，日本民众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常的情绪。
“你们难道不担心领导班子不稳定吗？”周伟东也曾这么问过一位日本朋友。
“日本是鰯文化。”对方也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头儿，其他的鱼照样能转起来。”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过，在中国人周伟东的固有意识里，总觉得会长大小是个“头儿”。他担心，自己作为领导讲话时，口音浓重，会被人笑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搞清楚“会长到底要干嘛，又能干嘛”。
后来他听从蒲地先生的建议，找前会长联系，拿到了厚厚一摞记事本。这才发现这些从一届届会长手中传下来的东西完全是一套“会长操作宝典”。
有关会长的责、权、利都以记录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在记事本里。譬如添加割草机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六七届之前的历史；譬如对于小区居民新搬来的和迁走的情况，每年都要“人口普查”；还有每年收到来自七八十户居民的自治费，每户每年1000多日元（当时接近100元人民币），是这个自治会唯一的收入。所有账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发票。并且，每一笔支出都在记事本上写明了原委。
甚至具体到几月份该开什么会，该讨论哪些议题，只要按记事本做就行。
终于找到了自己定位的周会长，由此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小区一共9栋楼，每栋楼选出两名委员。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缺席。此后一年中，共开了14次会，次次是全体到会，也没有一个人迟到。比如有个委员，患有肺癌，一直到住院前也坚持到场。等住院后，他的妻子早就联系好接替的人选。
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委员们会主动分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没有推托，也没有拖延。
比如割草机坏了，这本应该由会长去处理，当周伟东询问起“割草机在哪儿修”的时候，底下有一个委员主动说：“周先生，我去修。”同时特别强调修理铺正好在自己下班的路上，比较顺路。
“他担心这种自告奋勇会让我误解成‘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不适合干会长’。”在日本待得长了，周伟东也能体会到日本人出于尊重对方的良苦用心。
会计也是自治会中一个重要而烦琐的职务。虽然蒲地先生是那种爱开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对账的时候，就立刻“切换”到那种“傻认真”的状态，每笔账都核对两遍，叫人不得不特别地认真起来。
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每家每户都会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场等工作。那个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共分为3格，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于是社区内各家轮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
“你问干净到啥程度？”周伟东的妻子吴晓利笑道，每次扫完以后，社区的孩子们会蜂拥走进三面围墙的垃圾场，扶着矮墙玩独轮车。
会长这个“头儿”当得实在轻松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
首先，在完全自治的社区里，会长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决策权，很多时候只是会议的召集人。通常开会的时候由会长提出动议，然后由委员们进行投票。如果会长愿意也可以加入投票，但这个票和委员的票是等效的，根本没有所谓“一把手”拍板的权力。
此外，会长需要监督会费的使用情况。很多时候只要按照惯例处理即可，如果出现新的预算，则必须召开会议通过全体会员的表决。
不过，从记事本的记录来看，身为会长，每年都必须提一条新的动议。按这位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新官上任必须烧三把火”。不同的是，按照惯例，“不烧火不行，烧两把也不行”。看明白之后，周会长就一直在琢磨：“作为外国人，能提出什么样的好动议呢？”
有一位委员建议他，可以把社区内过于繁茂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防台风来袭时，伤及房子和行人。
这算是周伟东当会长期间最大的政绩了。有些樱花树确实长得过高，过于靠近房子，但对于这片置身在树林中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工程。
但没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个社区都出动了。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
经过这次集体劳动，周伟东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周伟东还意识到，原来，以往每月一次的小区大扫除和每年两次的小区聚会，自己家总是缺席的。过去几年中，自己家应该包干的草地都是别人主动帮着割的，甚至“都没有人含蓄地提醒过”。
有人说：“这样好啊，割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是入乡随俗啊，别忘了这里是鰯文化。”周伟东说，“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荣。”
他举例说，比方社区集体割草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邻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却倒过来，客人一旦发现外头有人割草，会自己起身，找个理由说：“我该走了。”
在周伟东看来，这种自觉和认真细致的公民文化还杜绝了腐败的可能。
比如，鉴于会长的记事本记载得如此细致，想要私吞会员的会费，就必须做假账，这难度非常大。
第一，很难逃过会计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对账目时那种认真的眼神，对任何一个要做假账的会长都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营商店，要他们开假发票也难。
第三，一旦败露，哪怕是一点小利，这个人就没有脸面在大集体文化的日本群体中待下去了。
周伟东就认识一个日本籍台湾人，因为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了点小便宜，结果被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法在这所大学评教授了。
“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一年的会长任期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这里跟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妻子吴晓利的印象中，刚入住的时候，“除了蚊子什么都没有”。由于治安不好，家家都装了防盗网，“远远看去就像一间间班房”。
更让人担忧的是，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牢笼，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不越雷池一步。“中国当下社区的状态，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吴晓利说。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她不知道同一楼层的邻居姓什么。整个社区只认识一个朋友，还是因为孩子在一起上学才认识的。
“如果说日本社区奉行的是鰯文化，那么中国社区又是哪种鱼呢？”有人这么问海洋研究所的周老师。
“很难说是哪种鱼。”周伟东沉吟道，“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
这些都是周伟东的切身体会。
起初他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尽管周伟东觉得部分服务定价有些高，比如换个灯泡要20元，但他也觉得还能接受，最多自己装就是了。
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后来老业主们又发现，原先按照规划，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层，结果开发商不知为何获得了新的审批，要建到23层，而且相比原先的楼距，挪近了许多。这势必影响到采光和通风。更可怕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所有的喷泉和植被，挖一个大坑，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老业主们不干了，他们开始维权。随着有传言说，“部分维权的业主被打”，这个500多户人的社区业主分成了两派。“主战派”打算通过拆工地围墙的办法阻止开发商施工；“主和派”则开始着手筹备业主委员会，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业主权益。
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
不过，当这位试图移植日本社区经验的博导刚说了几个例子，几位领头的业主就打断他，都说：“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周伟东不信，他跟着筹备组的成员去敲业主的门；他塞传单请人开会；他坐在楼下守着，等待回家的业主签字。可是在很多业主脸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烦”的表情，“好像不是为大家维权，倒像是来逼债的”。
此时，这位曾经的自治会会长不由得想：“在日本做件公益的事可真轻松啊。”
最终，主和派因为没有拿到足够的票数而没能建起业主委员会。倒是主战派取得了战果，两次拆掉了开发商建起的工地围墙。
这使得周伟东不得不感叹：“难道在中国维权只能通过极端的手段？”
很快，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不再开会，“顾问”周伟东也随之退出。“我也管不了。”他苦笑着说，“说到底，我也是那只林中鸟啊。”
最后，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成了筹备组的“看守内阁”。“一位只是小学毕业的老太太。”博导周伟东强调说。
不光是文化差异
温秋华住在周伟东的楼上，他是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的11名成员之一，时常和周伟东聚在一起比较中日社区间的差异。“我觉得周老师强调的文化差异的确存在，但却不是业主委员会夭折的唯一原因。”他说。
作为筹备组成员，他掌握了一些周伟东并不清楚的信息：
一、有公益心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早在2004年，社区里3位热心的老人就试图建立业主委员会，这个由老教师、老工人、老导游组成的团队首先找到街道办事处提出筹建申请，结果街道答复，需要50％以上的业主拿出房产证原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老人们的尝试就此作罢。
二、随着8名年轻业主的加入，2007年,筹备小组成员增加到11人。他们再次找到街道办事处，得到同样的答复。有律师到房管局咨询得知，不知是街道办事处理解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并不需要达到那样的苛刻条件，只要提供复印件即可。由此，筹备组很快完成了相关要求。
三、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只给业主两天的投票时间，业委会成员完全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因为当时只差30多票。
四、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是由开发商提供的。
温秋华有时候也问周伟东：“您别老说文化和国民性，我就想知道日本的基层政府和自治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据悉，事实上早期日本小区自治会的作用主要是为住户争取各种权利。那时，自治会需要做的多是与政府谈判之类的工作。例如为居民解决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但是，随着政府行政职能的细化和行政服务质量的提高，政府已经能够在自治会“争吵”之前尽量解决新入住居民的各种问题。这样，自治会的职能也开始退回到原有的“自治”领域，开始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如防卫、保洁、亲和、陈情等。在这里，自治会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服务功能，一种在政府的行政服务之外的独立服务体系。这就形成了一种政府与自治会同时从不同的角度为居民服务的格局，而居民成了受益最大的主体。
无论是周伟东还是温秋华，他们在这一轮的尝试中都无奈地发现，不要说跟自治会相比，就连成立业委会都很困难。
广州因为毗邻香港而成为中国内地最早萌生业委会的城市，但有数据称，直到今天，广州城数千个楼盘中，能成立业委会的也不超过10％。
“我承认中国人的文化有点散。”温秋华说，“正因为如此，业主维权和成立业委会才更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不是？”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
周伟东所在社区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维权故事，如今早已尘埃落定，却不失为当下中国社区环境的缩影。最终开发商做出了部分让步。一是地下停车场面积缩小到3期楼盘范围以内，二是物业费只涨到每平米一块钱。
只是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武力拆墙的成果，还是业主们试图成立业委会的震慑作用。
在周伟东看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趁着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机成立业委会，“如今再想搞就更难了”。
据了解，尽管后来新建的地下停车场缩小了面积，但是一期二期的部分住宅楼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陷。直到今天，你仍能看见某些单元门口装饰用的水泥柱歪歪斜斜。
“那时候真是人心惶惶啊。”周伟东说。有人甚至打算赶紧卖掉房子搬走，但同时又不愿意求助新闻媒体，“因为怕风声传出去，问题没解决，房子卖不掉了”。
“还是那个只想着自己的老毛病。”实际上，周伟东在网上贴出那些十多年前旧事的目的，也是想引发国人的思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兼顾到他人以及大家共同的利益。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周伟东说。在筹备业委会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并没有真的为公益尽最大的力量，因为对自己来说，每平方米1．2元的物业费并没有像给下岗的邻居那样造成难以负担的沉重。另外，知识分子的“清高”，又让他在某些事情上懒得管。包括对那位老太太的态度，“我常说她小学毕业，好像她学问不高，但我自己却没有她那种非凡的勇气。”
如今，每次见到那位有着公益思想的老太太，周伟东不由得会想起在日本他居住的社区边，常看到水田里的萤火虫。“一只萤火虫并不起眼，但一群萤火虫却有漫天的绮丽光彩。”
这位曾经的日本小区自治会会长有时也会趴在自己广州家里的阳台上，想象着，“要是萤火虫再多一点，该多好。”
国内某城市街头标语 李江松摄
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
周伟东在松代三丁目社区
松代三丁目社区的主妇们在一起做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