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理论教育工作者的心灵家园
到武警军师职领导干部培训班驻队教学、在师团硕士研究生班和统招硕士研究生班讲课、组织研究生开题和论文中期检查……
洁白的纸上，处处跃动的红色，仿佛一簇簇蓬勃燃烧的火焰，绚烂夺目。
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是他心灵家园中高扬的旗帜
认识张彬的人，都说他敢讲话。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讲“不改革有可能‘沉船’，乱改革则可能‘翻船’”；针对面临的社会风险，他讲“不能视而不见、不应感到意外、不可掉以轻心、不必惊慌失措”；分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他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者、信仰者，而不是掘墓人、背叛者。我们搞马列的，要守土有责。”
在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学员形容初次听到张彬这些话时，不约而同地会用“耳目一新”一词来形容当时的感受。
在了解张彬的人看来，他的每一句看似“过头”的话，其实都是在紧盯创新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真谛回答敏感问题。
1999年，张彬提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可以采取行政权分割制约的办法，以此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后来，深圳市试行的决策、执行、监督“行政权三分”改革，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
2009年，他讲授“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与社会控制”大课，聚焦贫富差距拉大、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群体性事件上升等焦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在国防大学，前来深造的军队高中级干部——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都很丰富的学员们，在上课前，私下里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讲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就看你怎么讲！”
近年来，在国防大学一届届学员无记名投票评比中，马列课始终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生相许的三尺讲台，是他心灵家园中纯洁的港湾
当了一辈子老师，带过27名研究生，张彬最见不得的就是学术腐败和造假。
“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从1992年带研究生开始，他给所有研究生上的第一课都是品德课。
从开题到答辩，凡是学生交上来的论文，他都要求必须把写作过程中参考的所有资料一一列出来，哪怕是很少的引用，也必须加引号注释。
“不能当学术上的小偷。”除了仅有的一篇师生合作的论文，张彬从未在学生写的论文上署过名。
几年前，一次论文答辩，张彬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一名研究生进行论文答辩时，竟然出现多处不应有的差错。
“你要是我的女儿，我马上扇你两耳光。我今天必须把话说狠一点，希望对你今后好，也希望你一辈子能记住。”那是张彬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发火。
学术面前，张彬容不得丁点儿“掺假”，对自己带的研究生更是如此。
前不久，张彬带的一个博士生把毕业论文交上来后，“我一页页一行行地看，越看越气，血压上升。一共给他提了8大问题。”张彬说，“这篇论文反映了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离答辩还有一个多月，你必须搞到眼睛发绿为止！”
事后，张彬得知这名博士生是因为妻子刚生完孩子，母子身体都不好才耽搁了论文写作。
再打过去电话，张彬说：“你辛辛苦苦学习3年，我如果托关系帮你通过论文答辩，又有什么意义？等对论文抽查的时候，还会吊销你的学位。”
后来，这名博士生最终通过了答辩。但那天负责答辩的一位老师对张彬说，通过后，小伙子一个人蹲在墙角失声痛哭。
无怨无悔的人生追求，是他心灵家园中坚强的支柱
从2008年春节开始，张彬的腹部开始隐隐作痛，因为工作忙，一直也没放在心上。
2008年4月17日，张彬正在旁听授课，突然感觉腹部刺痛，为了不影响课堂，他就使劲顶着课桌的角，一直坚持到下课。
张彬住进了医院，半个多月后，脾脏被摘除，身上留下一道20多厘米的刀口。
“5月21日转到血液科化疗，医生告诉我说是淋巴癌。我知道这种病没有良性，当时有一两个小时脑子一片空白。”张彬说。
就在同事们开导说“老张，你别被这个病吓倒”时，张彬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过了那一两个小时，紧张感慢慢消除，毫不夸张地讲，这个病对我的情绪没有任何影响。”
8个疗程的化疗，张彬一次也没有向人们倾诉过病痛的折磨。每次同事去探望，他讲的都是哪个班次的课程怎么设计，教材怎么写，满脑子都是工作。为了查阅资料，他还让人买来无线网卡，把笔记本电脑带到病房工作。住院期间，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和两篇硕士论文的修改和定稿。
“在张彬的心中，对课堂的牵挂，超过了对癌症的关注；对事业的忠诚，超过了对生死的担忧。这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的精神境界。”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毕京京说。
“其实我也有私心。”张彬说，化疗时医生告诉他，如果精神状态不好，产生的是毒素。癌症病人中有三分之一坚持不了整个疗程的化疗。“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干点活儿很充实，也有益于身体健康。”
而今，随着各项身体指标已基本恢复正常，坚强的张彬又回到熟悉的学校，走上亲切的讲台。每天早晨，当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总会先走到那张课程表前，仔细确认一下一天的安排。此时此刻，那一团团醒目的红色，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