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走阅兵方队 70岁当阅兵顾问
在我的阅兵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那次阅兵。那年1月，参加国庆阅兵的水兵方队集中在山东龙口镇的一个大操场训练。隆冬，北风呼啸，寒气袭人，500多名水兵在训练场上机械地重复着正步分解动作的每一个环节。大家心里都清楚，去北京参加阅兵的只有200人,训练不过关就要被淘汰。那时的我，憋足了一股劲，决心要刻苦训练，决不能被淘汰。为了保持脖颈的挺直，我晚上睡觉总是把枕头挪开；为了使双脚并拢达到要求，我用背包带把双脚牢牢地捆在一起；为了增强体质，我每天要做几百个俯卧撑，甚至跑上上万米；为了练习运用眼睛的余光标齐排面，眼睛不停地瞟来瞟去，最后发酸得睁不开；为了达到每步踢出25厘米的高度，我的腿踢肿了；为了每分钟踢出116步我跟着乐队练，想尽了一切办法。
7月中旬，水兵方队奉命赴京参加合练，原来的500多人只留下300多人。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训练力度加大了，更严格了，也更苦了。对于苦我心中倒是不在乎，唯一的愿望就是坚持到10月1日参加阅兵，在天安门前能看到毛主席。
当年的水兵训练场设在天坛公园。天坛公园的地面是用水泥方砖铺成的，与龙口训练场的黄土地有所不同。两天正步走下来，脚下的血泡像马蜂窝，破了再起，起了再破。训练时来不及顾及它，休息时才发现满脚底血迹斑斑。9月，水兵方队正式队员定型，我被正式定位为水兵方队第二排第二名。我终于能代表海军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了。国庆节头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
凌晨4点，我们就来到集结点。我那时18岁，穿一身雪白的水兵服，扛着枪，甭提有多神气了。水兵方队站在广场最前面，正对着天安门城楼。9点45分，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我的脚步和整个水兵方队一样，踏着乐点，“嚓、嚓”地由东向西朝天安门方向走去。随着领队的一声“向右看——齐”的口令，我的神经一下子处于高度绷紧状态，眼睛一点儿也不敢斜视。我作为第二排第二名，眼睛的余光略向上扬一点，只要那么几秒钟，就能看见毛主席。由于我太紧张了，或许是太专心了，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出错，正因为如此，眼睛愣是没有上扬，没有看见日思夜想的毛主席，那个遗憾，至今难以忘掉。
1959年2月，我再次回到国庆10周年大阅兵的海军方队，并且由1958年的第二列第二名升位于第一列第二名。我再次站在天安门广场，这一次我清清楚楚地见到了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奏国歌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984年国庆35周年，中央决定举行国庆大阅兵，这是中国在沉寂25年之后又一次公开展示自己武装力量的大阅兵。这年我44岁了。海军任命我为水兵方队的队长兼总教练。
经过5年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早就不是小米加步枪了，有了尖端武器，光海军几个方队的导弹就有3个型号，而且都是国产的。每个方队的人数也由原来的200人增加到352人。我们穿上刚换装的新式军装，往队伍里一站，没法不觉得自豪。
上午10点，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着大红旗敞篷车一路检阅过来，朝我们说：“同志们好！”我们喊：“首长好！”几千人一个吼声，震撼人心啊！
1993年，我退休了，但我对阅兵的深情却没有变，我还坚持队列训练，时不时对着镜子琢磨动作要领。我家里的人都说我对阅兵着了魔。
就在我办理退休手续的那天，我向海军潜艇学院领导表示：什么时候国家再举行大阅兵请无论如何告诉我一声，尽管年纪大了走方队不行，但我可以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大家。
1998年12月6日，海军潜艇学院领导来找我，请我担任国庆50周年水兵方队的总教练。我虽然无缘再参加水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但我有责任尽全力把年轻的水兵方队带出来，把自己的经验统统传给他们，让他们比我自己还棒。
从1999年1月开始，水兵方队领导和我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进行严格而又艰苦的训练。我告诫战士们，不吃苦不能换来天安门前的威风。当你站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水兵的风采时，你那种光荣感、神圣感，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这一次，我又应邀担任国庆60周年阅兵水兵方队的顾问，心里非常高兴。作为顾问，我不能让人认为我是来当“招牌”的，所以我坚持天天上训练场，从训练方法、动作细节上和他们一起商量，做一些探索。我知道这些年轻人不容易，特别是要想超越1999年的成绩，还需要下很大的工夫。
目前，水兵方队已基本上达到了训练要求。2009年10月1日那一天，我想我们年轻的水兵方队一定会再次给全世界一个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