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想叫您一声“喜文大哥”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老师的忙，是“自找的”。《遗传学》这门课比较艰深，教材又是英文，他用AUTHORWARE软件制作课件，一章节内容起码得花一天，他却坚持这种耗时费力的做法，因为“这样最生动”。
他那本厚厚的遗传学教材，因长期翻看，书页早已散开，他干脆按章节拆开随身携带，“走到哪儿，都能翻一下”。
每次考试，全年级100多名学生的试卷，李老师都要亲自批阅，逐一分析，形成试卷分析报告，末了，还要找发挥不理想的学生“谈谈情况”。
高校教师不坐班，可每天下午4点后，李喜文教授一般都会坐在办公室接待学生。来请教学术问题的、汇报科研项目进展的，甚至还有不少生活私事。
虽然没有行政职务，李喜文却担负着校遗传爱好者协会发起人的“头衔”。3年前，因为想为学生们补充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李喜文教授号召成立了这个课外兴趣小组。
“没有教师，他通过个人关系邀请来8位资深教授、博导为我们免费授课；没有经费，他自掏腰包，给我们买用品，建网站，出刊物。”协会会长向剑峰说，如今该小组已由当初寥寥几名成员，发展成一个拥有73人的正规学生社团。
“他很喜欢和学生在一块儿。”学生们回忆。协会活动一般都是晚上7点开始，喜文老师虽然家住郊区，但每次邀请他，他都不会拒绝，而且一直待到最后。
李喜文还是本科生野外调查课题组的负责人。这个民间学生科研组织，也是他自掏经费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本科生做课题的机会太少，希望为我们尽量多提供些。”
去年3月，李老师带课题组成员外出搞科研，2006级学生严颖在日记里写道：“当时气温还在零下，老师让我们在屋里暖和，自己在屋外一刻不停地锄土，那个背影让我终身难忘。”
因为科研，老李每年至少3个月时间需在野外工作，有时住山上农户家，有时只能露营，几乎全年无休。老李的妻子也很理解他：“做自己想做的学问，他乐在其中。”
2008年12月初，李老师给2007级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细心的女生牛蓉发现，他要紧贴着讲台才能站住，而且一直用手抵着腰，好像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后来学生们才知道，这时李老师已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到骨盆。
随着病情迅速恶化，李喜文逐渐无法活动，由于剧烈疼痛，每天依靠吗啡才能入睡。可病床上，他还在一直批改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给学生打电话、发短信，交流课程。
“一年到头就那么几件衣服，一件羽绒服，能穿五年，然而，每当学生面临困难，喜文老师总是毫不犹豫地慷慨出手。每逢年节，他还主动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想起李老师的好，学生们眼泪流下来。
学生们结队去看他。“老师在病床上还是挺乐呵的，一边打点滴，一边批改论文，我们一进屋，他就问我们学习进度。”
一个多月前，李喜文教授离开了。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在东北师大生科院大楼，无论推开哪个教室的门，都能看见满满一黑板学生写给他的话。
其中，有这样一段：“其实，特别想叫您一声‘喜文大哥’，这是我们背地里给您的‘爱称’。您教给我们技能，教给我们实践态度，在病床前又教给我们坚强……”
“老师生前是低调的，用这样安静的方式纪念他，很合适。”学生们眼圈红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