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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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污染,制度越来越严

——新中国60年生态环保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刘世昕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9-14    [打印] [关闭]
    今天,环保已经成为时尚元素之一。

    三四十年前,环境保护的概念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被提出时,有人反对说,污染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会有污染,不用搞环境保护。但在其后的数十年间,环境保护不仅被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基本国策之一。

    从上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政府的政绩评价体系中,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完成情况已经和官员的升迁紧密相关。中央政府的指挥棒是,决不允许再走先经济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在协调发展:1992~2007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3.3倍,而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增长5%和62%,化学需氧量(注:衡量水体污染物的指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降低了31%和54%。

    不断升级的决心

    2008年3月27日上午9时,环境保护部举行挂牌仪式,换下的是国家环保总局的牌子。整个过程只有5分钟,但从环保总局升格到环保部,变化的不仅是名称,还有一个国家和污染较量不断升级的决心。

    今年80岁高龄的曲格平是环保总局第一任局长,他见证了我国的生态环保历程。在他看来,新中国环境保护的奠基人应该是周恩来。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主持成立了“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曲格平是这个16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曲格平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三四年间,他整理的周总理关于环保的讲话就有30多次。周总理还曾多次对小组成员说,在安排未来国民经济计划时,一定要考虑环境保护。

    1972年,全球环境峰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中国派出了代表团,这也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首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让中国代表团意识到,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污染问题也在中国出现了苗头。

    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这是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被推向全社会,这一年被认为是我国环境保护“元年”。那次会议后,中央政府决定在当时的城乡建设部设立一个管环保的部门。

    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会上,宣布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很多环保界的老人都认为,在那个年代,我国把环保定为基本国策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因为当时经济百废待兴,各级政府更多地关注经济复兴而忽略环境保护。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中央政府还是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1984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各部门间的环保问题。

    第三次全国环保大会在1989年举行。会议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排污收费、地方首长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等制度和政策。曲格平认为,这些变化昭示了我国的环境管理由口头号召转变为制度规范。

    2006年4月17日,一场不期而遇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就在这一天,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召开,温家宝总理在做报告时用了这样的开场白:外面黄沙漫天,我们再也不能闭门开会。那次会议形成了一份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的决定,其中提到,要由过去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并重;要由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增长,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转变。

    减排出现拐点

    2009年7月,环保部等4个部委联合公布了2008年全国污染物减排的完成情况:与“十五”末期的排放量相比,环保考核的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分别下降6.61%和8.95%。这在环保人士看来是了不起的成绩。因为这意味着,我国有可能首次完成“五年计划”中的环保任务。

    在以往的“五年计划”中,都有关于污染物减排的目标,但遗憾的是,过去十个五年计划中,环保任务从未完成。“十一五”规划中的环保任务是,到2010年,我国的主要污染物要比2005年消减10%。有专家乐观地预测,如果照2008年的减排速度,我国不仅能在“十一五”末期首次完成环保任务,而且有可能提前一年完成二氧化硫的减排任务。

    从过去几年公布的数字看,“十一五”的第一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完成减排任务。减排的拐点出现在2007年。当年,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势头。

    在环保部总量司司长赵华林看来,2007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有其必然性。因为从2006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首先,由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各省签订了责任状,污染减排被明确为地方长官的责任;其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排的考核文件,其中,完不成减排的官员不仅要被问责,还要向国务院作出说明;环保部门还将对该地区实行区域限批,暂停当地新建项目的环评审批。

    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地方治污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未来3年,减排任务不达标地区的官员不得调动、升迁。污染治理资金也前所未有地充裕。赵华林介绍,2007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污染减排专项资金,总投资24亿元,加上其他方面投入,中央对地方的投资共达32亿元,是2006年的4.2倍。

    其实,在业界专家看来,“十一五”有可能首次完成环保任务,最重要的原因是政绩观的转变——以往只重GDP,现在更综合考虑生态环保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保成公众时尚

    9月初,一个小型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一家酒店举行,中方代表都没有穿西服、打领带。中方的一位代表首先发言说,“我们今天没有着正装,不是对客人的不尊重,而是我们中国正在倡导夏季空调不低于26(摄氏)度的理念。”外方宾客们听罢,纷纷脱下了西服外套。

    其实,我国执行“夏季空调26(摄氏)度”的制度已经有好几个年头。2004年,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向公众发出该号召,之后又有几家环保组织响应。更可喜的是,两年后,政府部门发文,要求商场、写字楼、政府机构办公室夏季要执行空调不低于26摄氏度的政策。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觉醒。现在,公众的环保诉求可能会改变政府部门的决策。典型的案例是2005年的圆明园铺膜事件。

    2005年春,从西北来北京出差的教师张正春发现,圆明园的湖底正准备要铺上一层塑料膜,这被环保界批判为有违自然规律的做法。这一问题迅速在媒体和更多环保人士中发酵,并被当时的环保总局所关注。当年4月13日,我国举行了首场环保公众听证会,让公众对圆明园的铺膜事件做环境影响评价。最后,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圆明园管委会根据公众的建议进行调整。

    在业界看来,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政府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公布与环境相关的信息。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决定从当年的“六五”世界环境日开始,每天都公布全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

    这一决定出台前曾引发业界探讨。反方担心,环境质量的信息公布后,如果某一天的空气质量不好,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但事实上,公众以平静的心态接受这类信息的公开,环境信息公开的步伐随后越迈越大,现在空气质量状况不仅有当天的指数,还有未来的预报。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把信息公开当作是老百姓对环保工作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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