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污染，制度越来越严
三四十年前，环境保护的概念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被提出时，有人反对说，污染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会有污染，不用搞环境保护。但在其后的数十年间，环境保护不仅被高度重视，还成为国家基本国策之一。
从上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政府的政绩评价体系中，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完成情况已经和官员的升迁紧密相关。中央政府的指挥棒是，决不允许再走先经济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在协调发展：1992~2007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3．3倍,而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增长5％和62％，化学需氧量（注：衡量水体污染物的指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降低了31％和54％。
不断升级的决心
2008年3月27日上午9时，环境保护部举行挂牌仪式，换下的是国家环保总局的牌子。整个过程只有5分钟，但从环保总局升格到环保部，变化的不仅是名称，还有一个国家和污染较量不断升级的决心。
今年80岁高龄的曲格平是环保总局第一任局长，他见证了我国的生态环保历程。在他看来，新中国环境保护的奠基人应该是周恩来。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主持成立了“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曲格平是这个16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曲格平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三四年间，他整理的周总理关于环保的讲话就有30多次。周总理还曾多次对小组成员说，在安排未来国民经济计划时，一定要考虑环境保护。
1972年，全球环境峰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中国派出了代表团，这也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首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让中国代表团意识到，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污染问题也在中国出现了苗头。
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这是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被推向全社会，这一年被认为是我国环境保护“元年”。那次会议后，中央政府决定在当时的城乡建设部设立一个管环保的部门。
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会上，宣布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很多环保界的老人都认为，在那个年代，我国把环保定为基本国策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因为当时经济百废待兴，各级政府更多地关注经济复兴而忽略环境保护。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中央政府还是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1984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各部门间的环保问题。
第三次全国环保大会在1989年举行。会议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排污收费、地方首长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等制度和政策。曲格平认为，这些变化昭示了我国的环境管理由口头号召转变为制度规范。
2006年4月17日，一场不期而遇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就在这一天，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召开，温家宝总理在做报告时用了这样的开场白：外面黄沙漫天，我们再也不能闭门开会。那次会议形成了一份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的决定，其中提到，要由过去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并重；要由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增长，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转变。
减排出现拐点
2009年7月，环保部等4个部委联合公布了2008年全国污染物减排的完成情况：与“十五”末期的排放量相比，环保考核的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分别下降6．61％和8.95％。这在环保人士看来是了不起的成绩。因为这意味着，我国有可能首次完成“五年计划”中的环保任务。
在以往的“五年计划”中，都有关于污染物减排的目标，但遗憾的是，过去十个五年计划中，环保任务从未完成。“十一五”规划中的环保任务是，到2010年，我国的主要污染物要比2005年消减10％。有专家乐观地预测，如果照2008年的减排速度，我国不仅能在“十一五”末期首次完成环保任务，而且有可能提前一年完成二氧化硫的减排任务。
从过去几年公布的数字看，“十一五”的第一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完成减排任务。减排的拐点出现在2007年。当年，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势头。
在环保部总量司司长赵华林看来，2007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有其必然性。因为从2006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首先，由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各省签订了责任状，污染减排被明确为地方长官的责任；其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排的考核文件，其中，完不成减排的官员不仅要被问责，还要向国务院作出说明；环保部门还将对该地区实行区域限批，暂停当地新建项目的环评审批。
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地方治污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未来3年，减排任务不达标地区的官员不得调动、升迁。污染治理资金也前所未有地充裕。赵华林介绍，2007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污染减排专项资金，总投资24亿元，加上其他方面投入，中央对地方的投资共达32亿元，是2006年的4.2倍。
其实，在业界专家看来，“十一五”有可能首次完成环保任务，最重要的原因是政绩观的转变——以往只重GDP，现在更综合考虑生态环保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保成公众时尚
9月初，一个小型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一家酒店举行，中方代表都没有穿西服、打领带。中方的一位代表首先发言说，“我们今天没有着正装，不是对客人的不尊重，而是我们中国正在倡导夏季空调不低于26（摄氏）度的理念。”外方宾客们听罢，纷纷脱下了西服外套。
其实，我国执行“夏季空调26（摄氏）度”的制度已经有好几个年头。2004年，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向公众发出该号召，之后又有几家环保组织响应。更可喜的是，两年后，政府部门发文，要求商场、写字楼、政府机构办公室夏季要执行空调不低于26摄氏度的政策。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觉醒。现在，公众的环保诉求可能会改变政府部门的决策。典型的案例是2005年的圆明园铺膜事件。
2005年春，从西北来北京出差的教师张正春发现，圆明园的湖底正准备要铺上一层塑料膜，这被环保界批判为有违自然规律的做法。这一问题迅速在媒体和更多环保人士中发酵，并被当时的环保总局所关注。当年4月13日，我国举行了首场环保公众听证会，让公众对圆明园的铺膜事件做环境影响评价。最后，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圆明园管委会根据公众的建议进行调整。
在业界看来，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政府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公布与环境相关的信息。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决定从当年的“六五”世界环境日开始，每天都公布全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
这一决定出台前曾引发业界探讨。反方担心，环境质量的信息公布后，如果某一天的空气质量不好，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但事实上，公众以平静的心态接受这类信息的公开，环境信息公开的步伐随后越迈越大，现在空气质量状况不仅有当天的指数，还有未来的预报。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把信息公开当作是老百姓对环保工作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