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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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纪录片

本报记者 蒋昕捷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9-16    [打印] [关闭]

    在纪录片界,她直来直去,经常“断言”,爱激动,有时又很感伤。在追求票房和收视率的时代,她致力于推广含蓄隽永的纪录片。她相信这样一句表述:“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郑琼

    这个女人对纪录片爱恨交织。

    在国内一次纪录片论坛上,她发言如同开炮:“中国纪录片的专业水准跟海外比,差50年。”据目击者说:“当时一屋子人脸全黑了。”

    会后,有导演追出来叫:“中国怎么可能差那么多?50年?”“靠,谁说是50年?”这个1.53米的女人挺直后背回敬:“明明是100年好不好?”

    将中国纪录片贬到一无是处的郑琼,是个40岁的女人。她曾经3次高考落榜,做过工人,北漂学过外语,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公司的创建者之一,却又在公司方兴未艾之际,写了8页的辞职信,跑到外地去专门观鸟。

    后来,一位台湾导演把郑琼领进了纪录片的世界。郑琼成为中国第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东方全记录》的片源提供者与广告代理商。可到后来,这位台湾导演突然不做了,因为觉得根本赚不了钱。

    “我倒是转过脸,认真看了一眼纪录片的世界,从此就跌进去了。”郑琼说。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办公室里,这个身材瘦弱的女人捧出一个纸箱,箱子里塞满了印着外文的纪录片。“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她说,“我把房门钥匙留给你,你可以一直看,看到晚上回家。你就不会想要采访了。”

    在得知“一定要采访”之后,她还是忍不住打开电视机,播放了3部自己最珍爱的作品。一部记录“存在了1500年,而缅甸之外的人却一无所知”的《神秘球》;一部“把墓地和死亡拍得很温暖”的《永远》;还有一部“每天面临生与死抉择”的《英国医生》。

    当影片中黯然神伤的医生对患者母亲说“我很抱歉”的时候,宁静的屋子里响起了她抽出纸巾的声音。

    “我已经不记得看了多少遍。”她把纸巾攥在手里,“每次看到这里还是忍不住感伤。”

    这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发行纪录片公司的女人,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很温婉,但她推广纪录片的方式却又很剽悍。过去3年中,每周四晚,她都在这间办公室里举办一场小范围的纪录片展映沙龙,她也曾尝试把展映搬到酒吧、高校甚至中央电视台编导的业务例会上,前后差不多搞了700场。

    开始人们也好奇,把这些国内很难找到的片子免费拿来放,还自带翻译,这些人有什么目的?

    “我从来都不自认为是一个高尚的人,”郑琼说,“只是像一位同事说的,这些片子都太好了,我们看完之后只能在办公室咬桌子。后来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不能一个人咬桌子。”

    郑琼常说:“在纪录片的世界里,我就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她自己没有拍过一部纪录片,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办公室成为国内外纪录片界的信息交流平台。有纪录片导演开玩笑说,因为掌握了一些发行渠道和有关纪录片的最新信息,郑琼是各地导演进京后都要拜的“土地庙”。

    不过,在她心目中,达到国际水平的中国导演不超过5个。

    张以庆或许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武汉电视台记者以《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儿园》等纪录片获誉无数,甚至因此获得了记者的最高荣誉范长江奖。

    2004年,郑琼第一次见到这位纪录片界的大腕。她告诉对方,看完《幼儿园》之后的感觉,用两个字表达就是:绝望。据说,当时张以庆听完一愣,“瞬间沉默后表示了极大的认同”。

    2004年以后,张以庆没有再拍新的作品,郑琼得知之后就断言,“张以庆‘死了’”。

    在这位纪录片的爱好者眼中,中国纪录片就没活过:设备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土壤差很远。没有资金源头,不鼓励个人表达,没有专业制片团队,没有艺术院线,没有播纪录片的渠道……

    郑琼一度打算让她发行纪录片的公司关门。直到2006年5月初,郑琼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HotDocs。在看片室里,她一直在流泪。“那些眼泪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绝望,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

    她用“真实而美好”来形容她所看到的一切。比如一部描述肌无力者生活的片子,“他像霍金那样,必须用头顶去碰电脑显示屏才能‘说话’,于是他就那样费力地说着话,指挥着其他人盖自己梦想中的房子……”

    她第一次看到《神秘球》,看完后,逮住谁跟谁讲:“你赶紧去看《神秘球》。”后来一个老外导演说,“一般般而已,没有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郑琼却“好像摸到天堂的台阶了”。

    后来她又在德国莱比锡看到了《永远》,“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上飞机之前,她给同事打电话说:“特别棒,这辈子看了这部片子,一会儿我上飞机,飞机掉下来都值。”

    这些“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体验重新点燃了她对纪录片的热情。“这些东西太好了,为什么我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回到国内之后,郑琼开始联系国外纪录片导演和制作公司,引进样片。

    “这就好比是你要吃一块无污染的豆腐”,她说,“你就得自己开一个豆腐店,然后再包下100亩地,去种有机黄豆。这样也好,捎带的结果是,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这些有机食品了。”

    郑琼发现,自己引进的片子在国内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开始,她还会有一点虚荣心:“哈哈,只有我们有。”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你看完这些东西后找不到人沟通。”

    有新锐导演慕名而来,带来一部处女作,说要送戛纳电影节。郑琼问:“为什么没有音乐呢?”“为了原生态。”“为什么这样长呢?”“长就是专门为戛纳准备的。”

    郑琼觉得很好玩,她发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人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是NO.1。于是她把钥匙丢给对方,心想:“好东西,放在这儿给你看,你闭嘴吧!”

    不过,作为商人,她也明白,光传播影像并不能获利,得卖出去才能赚钱。截至今天,她拿到的海外样片超过千部,但卖出去的不超过10部:电视台只喜欢引进国外有关动物的片子,还是大型动物,要有捕食猎杀的镜头;今年有关魔术师的传记片卖得也不错,这要托春晚和刘谦的福;与中国有关的片子《输家赢家》最受欢迎,2万元买了公映权,卖到现在只卖了1万元……老外也觉得“很不理解”,明知道不赚钱,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买?

    在郑琼公司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不过这个平民出身的女人说,她并没有家国天下那么宏大的理想,只是觉得好东西得让更多的人看到。

    “郑琼是那种发现好东西,随时随地都要跟人分享的理想主义者。”央视《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评价说,“她带来的片子水准比较高,我们看了很受触动。”

    在许多人眼里,郑琼是那种“一条道跑到黑”的人。她经常“断言”,爱激动,有时又很感伤。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总是想凭借一己之力撞开横在她面前的每一扇门。

    光线传媒的老总王长田回忆,1998年,光线发行局面没打开的时候,采取的都是盯人战术。而执行这一战术的“主力”就是郑琼。其实,这位完全没接触过电视的总监当时采用的方法很简单,翻开一本内部搞到的黄页,给每位电视台台长打电话说:“您好,我这里有一档好节目……”

    当然,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推销纪录片比推销《娱乐现场》要难得多。

    《大国崛起》的制片人高晓蒙,每过一段时间就给郑琼打个电话:“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活着呢。”对方不相信,非要来看一下。“好像做点符合人类美好愿望事情的就该是惨兮兮的状态。”郑琼笑着说。

    即使是那位在郑琼眼中已经“死了”的张以庆也认为:“她很不容易。”

    这位纪录片导演不认同自己“死了”,不认同中外纪录片的差距有50年,不认为纪录片的唯一出路是郑琼式的市场化推广。“纪录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不像电影可以做成商品,这跟让哲学走上市场一样荒诞。如果郑琼做得特别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悲哀,”张以庆说,但同时他又不忘强调,“她真的非常艰难,这年头谁会愿意推广纪录片?”

    郑琼却并不那么悲观。如今,她正在筹划一个世界级的纪录片论坛,取名为“i.Docs”,意为用纪录片来传播爱。她希望这个论坛能成为将“好东西”带给国内纪录片界的一次有益努力,但这一切操作起来,极为不易。

    “我不要被成功和失败捆绑住手脚,我只想往前走,然后活下来。”她说,“我是做生意的,我接受现实,但我不会去考虑市场。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市场都不会有改变的。我只想,明天可能会更惨,你怎么活?”

    她明白,如果没人做,这里永远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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