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国家图书馆的期望
回顾这100年，作为一座文化机构，它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1909年9月9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但直至清帝逊位，该馆始终未正式接待过读者。辛亥革命后，该馆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民国元年（1912年）8月开馆接待读者。1928年北伐成功后，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始“正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为文化机构，毫无疑问，它也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自新并交汇于世界文明浪潮的进程。
国家图书馆自应秉承两大宗旨：其一传承文明；其二服务社会。
传承文明，断不是一句媚俗的标语。这一追求，对国图自身有所要求，也对社会公众有所要求。国图目前馆藏总量超过2700万册，馆舍面积达25万平方米，分别位居世界第五位和第三位。其中，最古老的典藏可以远溯到殷墟甲骨。文明的物质载体，在国图，不可谓不丰美。
如今更需要的，乃是一种精神态度。同样回望这100年，必须坦率地承认，作为人类文明成果被引入中国的现代图书馆，有实体，却乏精神。其所表征的智性，远未推广；其滋养智识、涵蕴心智的功效，远未达成。一言以蔽之，图书馆尚未融入中国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的传承原本自有谱系。但近世以来，文明碰撞激起的大变革格局，使得这一传承出现严重危机。仁人志士参照普世成果，苦觅传承之道，作为象征物和机构实体的图书馆，便是其中重要一环。直至今日，传道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服务社会，也断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已看到，在对手续繁、限制多、收费高的声声抱怨中，国图的服务水平、质量和态度，虽仍略显滞重，但正稳步改进。然而，还有更广义也更深刻的“服务”，却恰是国图短板。
我们期望国家图书馆在知识共同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是在象征层面，还是实务层面。比如，我们期望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更多地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言，更多地介入公共事务，而不只是在一些不痛不痒的所谓文化宣言上签字，或为一些面目不清、内容可疑的文化项目背书。须知，这个位置，绝不只是一个行政职位。它毋宁说是一种范式，或者一个象征。历数这个位置上的前任，从缪荃孙、夏曾佑、陈垣、梁启超、蔡元培、袁同礼、丁西林，直到刚刚故去的任继愈，那是一串多么光彩夺目的名字。
我们理解，基于当下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现状，要以比肩任继愈先生的地位、学养乃至风度来继任这一职位，并无可能。但这个位置所要求的使命感，须臾不可缺。
所以，我们并不赞成以一种虚无的态度，去简单指责国图百年庆典时，由馆长詹福瑞作《百年国图赋》，并雕刻在重达40吨的泰山石上，立于馆侧，称“馆赋石”。我们更愿意把这视为馆长及其全体同人的文化誓言：
服务政府，为立法决策咨询；惠及学林，整文献资源共享。最是服务大众，不分贵贱，无论少长；不分地域，无论城乡；不分国别，无论域疆……塑人魂……启民智……国图之血脉，固与民与国共流淌也。
勒石铭赋的举动后，于国图自身，便是众目睽睽的压力——做得如何，当代与后世的评判以此石此赋为据；于社会公众，也算拾薪添柴的请求——这样的文化机构，其创始之意便是为了赓续并阐扬中华文明，如今正锐意进取，那么它值得托付我们的鞭策、我们的认同、我们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对国家图书馆，我们有权利也应该有所期待。愿国家图书馆不负此番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