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宝宝”为何没能消除公众疑虑
其实，这并不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公示信息第一次引起舆论哗然。就在不久前，在该市经济适用房的公示名单中，名叫高明显的市民显示了18个“1”字的身份证号，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身份证”，并不断发生不解的追问：“高明显是谁？”当时，北京市有关部门就回应说，高明显是服刑人员，为了尊重其隐私，不便透露具体情况，所以才出现了替代身份证号码。
这次，北京市有关部门回应被网友称为“最牛宝宝”的廉租房公示事件时，也用了相似的语言，以孤儿和服刑人员或者父母是农村户籍等等理由，说明“四岁宝宝”领取廉租房补助符合规定。
这样的说法，确实颠覆了很多人印象中的常识。比如，廉租房相关规定，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低收入者才能申领廉租房补贴。公众质疑的依据正是来自对这些规定和常识的认知，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说法，因为有的孩子父亲病故，母亲是农村户口，所以才在未成年的时候，就领取了廉租房补贴。似乎是“户籍怪胎”造就了“最牛宝宝”的现象。
其实，高明显和“最牛宝宝”是互联网时代网民监督的典型案例，有关部门及时回应，不管这种解释是否令人信服，都具有进步意义。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形成的一个常识是，只有信息的公开透明，才有政府的廉洁高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上，尤其是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与民生疾苦密切相关的事务上，要学会在公众的注视下，积极回应公众和媒体的质疑，有时甚至是在挑剔的目光下工作。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这种质疑——回应，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不习惯不善于回应网民质疑和舆论批评的官员，将很难适应这个时代，也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公共事务管理者。同时，各级政府官员要学会用信息的全面、开放和透明提高舆论应对水平。相对而言，在“高明显事件”和“最牛宝宝”事件中，北京市有关部门以隐私为由，没有进一步披露相关情况，就会让一些公众充满疑虑，怀疑语焉不详背后的猫儿腻。面对质疑，如何快速应对，及时进一步公开相关信息，就是对相关部门工作能力的检验。
像类似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直接涉及有限的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公平、公正、公开是其必须坚守的准则，这牵涉广大公众的利益，来不得半点马虎。而尊重当事人隐私与这种公开原则发生矛盾的时候，就需要衡量其中的利害关系。申请了经济适用房，就意味着要在公众面前公开一定的信息，否则，所谓的“尊重隐私”就可能成为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遮羞布”。从情感角度讲，一向庄严不苟的政府部门和冰冷不改的相关规定，突然具有了如此浓烈的“人文关怀”，难免引人关注。相关部门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是其应尽之责。
当然，针对有关部门的解释，如果公众感到难以信服，或者媒体发现有继续遮蔽信息的可能，可以持续追踪和质疑。这是媒体和公民的权利，政府部门要习惯这种刨根问底和穷追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