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院士揪心科学家底线降至“不撒谎”
同样让媒体“警觉”的是，与往年的安排有些不同，这一论坛被放在了年会开幕式之前。整整一天时间，20余名两院院士和美国科学家展开了激烈讨论，一起会诊当前频频爆发的“学术不端流感”。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的“把脉”言辞犀利，他历数当下科学界存在的13种违反学术道德的不端行为：论文造假、抄袭愈演愈烈；靠拉关系争项目和经费；评审成果造假；伪造学历及SCI引用查询证明；报奖搞包装、搞运作；为应付评估检查集体做假；搞“应试科研”；部分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利益化等。
随后，SCI崇拜症遭到与会专家集体炮轰。
杜祥琬院士认为，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老子一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只有5000字，现在只能算一篇论文，按照现在的学位标准可能连硕士学位都得不到。这就启发我们反思，对定量和定性的评价该如何掌握。”
杨乐院士对20多年来我国科研体制思路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研管理的模式偏重于定量化，过分强调SCI影响因素，但是“这可以作为某一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杨乐看来，科技界的高水平学者，如果每五六年能够做出一项推动国家进步的项目，比每年都发表若干篇SCI论文更有意义，所以必须转换观念，使科研树立正确的目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则呼唤给基础科学一个宽松的环境。
一个故事让他记忆犹新：在北京某研究所，一个科学家本来做得很好，因认定另一个方向更重要而转了领域。可事与愿违，他由于没能马上出版论文，被末位淘汰，由研究员降到副研究员，房子收回，老婆离婚。“有时候叫我评一些东西，一上来说一年写十篇文章，我说我没有这个本事，5年写一篇好文章就不得了啦。”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第三次抓起话筒时，他抛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为科学道德治病的医生是谁？怎么下药才能把病治好？”
7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调查》，西安交大几位老教授揭发另一位教授成果不实，学术道德有问题，结果被揭发者却将老教授们告上法庭。如何判决、谁对谁错却难倒了法官。
对此，韩启德在科协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告到法院，而应该首先告到所在科研领域的学会。由学会先把学术的事实到底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判断清楚，怎样处理可以告到法庭，让法院来判。”
谁来做医生？论坛上，韩启德再次强调，学术道德的事实行为认定一定要交给学术共同体，而不是政府或法院。在中国最大的学术共同体现在就是中国科协，“我作为科协主席勇气很大，如果社会认同这个机制就好办了，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该科协认定，科协责无旁贷。”
韩启德为此开出“药方”，“要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将已经发生的学术不端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使学术造假者为自己的不端行为付出高昂代价，让他们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再无立足之地。”
“无论怎样出台法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让科学家道德完美。”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责任与法律项目主任Mark Frankel博士给出了一剂“西药”。
他表示，科学家的行为，是个人对自己要求的一种反映。这需要科学共同体在整个行为规范上提出一种制度上的或者是称其为系统性的一系列道德行为的规范。
“大一开一门课关于科学道德建设，完了在之后3年里面完全不提及，这样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Mark Frankel博士介绍，在美国，高等教育和培训中，科学道德规范跟具体专业联系起来，科学道德的建设始终是与专业知识培养同步的，始终是渗透在高等教育培养当中的。
“教育并不是故事的结束。”Mark Frankel博士说，还需要在学习和培育当中形成评估和回馈，这种回馈甚至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对学员进行抽查，看看他们对科学道德学习进行到什么程度。
“我母亲是位极平常的中国老式妇女，她对我们最早最早的教育就是3个字——‘不撒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说，“‘不撒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底线，而这个荣与耻的区别，要从娃娃开始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