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慈善机制落后于社会慈善热情？
慈善心被不方便的制度扼杀
虽然中国有扶危济困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却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慈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慈善心被不方便的制度扼杀了。
2007年，美国的善款总额达到了3064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09亿元人民币。虽然2008年善款过了千亿大关，但是也只占到GDP的0.4％。
中国社科院首部慈善发展蓝皮书指出，中国的慈善机构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行政化色彩浓厚，远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没有专门提供慈善服务的人和机构。
对于成立慈善组织的种种难处，北京市非营利研究发展中心理事商玉生深有体会。1988年，他准备以个人名义，用个人资金，建立一个专业基金会——吴作人美术基金会，当时，《基金会管理办法》已经公布。申请递交给了主管这事的部门，该部门领导一口回绝，而那番话，商玉生说他20年不忘。
第一句是：“吴作人有钱，捐给政府不就完了吗，干什么搞基金会？”第二句是：“申请建立基金会的人多了，不可能都批准。”最后，商玉生还是通过关系才成立了基金会。商玉生说，现在环境虽然有了变化，但仍然不尽如人意。
捐款“四不见”
有一个天津人曾给唐山大地震中的孤儿捐了一笔巨款，媒体找到他问：你知道自己捐出的钱的用途吗？他说：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这是许多人捐款后最困惑的事。
中国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归纳了灾后捐款的“四不见”：
第一，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学者的研究表明，只有4．7％的捐款人知道捐款的用途。有媒体曾调查了1000多个捐款人，说知道捐款用到哪里的，只占0．61％。
第二，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面对发放的救灾款，灾区群众只知道是政府发的，并不知道其中哪些是捐款。
第三，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很多灾区政府说没有那么多捐款，因为对口援建的财政的钱其实就是捐款。
第四，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
这四种“看不见”对国内慈善发展伤害很大。北京大学公民研究中心主任高丙中说，慈善如果只是解决眼下的问题，那仅是第一个层次，它更重要的社会功能应该是建立一种特殊的社会联系，让捐助方和被捐助方建立起关爱与感恩的关系。
“捐款后，钱做什么了也不知道，受赠的人也不知道谁在帮助他，这就可惜了。”高丙中说。
徐永光认为，这种“看不见”的结果是历史造成的，不要简单地批评谁对，谁不对，但有必要去改变它。
慈善组织要不要吃财政饭
最近，中华慈善总会的一家下属机构向会长范宝俊“报喜”，因为当地政府为表示对慈善事业的重视，把市里的慈善会变成了全额拨款单位，从此吃上皇粮不愁经费了，大家都很高兴，范宝俊却哭笑不得：民间机构怎么能变成事业单位？
范宝俊在中华慈善总会工作了整整8个年头。他深知慈善事业的发展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就不能称为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本身是群众的事业，不属于政府行为，所以看到许多民间组织找到“婆家”吃财政饭，范宝俊心里很不是滋味。
前一段时间，有消息说，给汶川地震灾区的捐款很大一部分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对此，范宝俊也表示值得商榷。“捐赠款列入财政中，就不容易说清楚做什么了，拿去修路、修桥都可以。”
不过，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教授邓国胜则认为，捐款进财政有一定的合理性。“据我们调查，大部分老百姓还是觉得捐款由政府来花更放心，另外也确实有很多公益慈善的组织能力不够。”但他也担心，这种做法有可能挤压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
眼下，如何定位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难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提出，我国的慈善组织往往因为和政府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获得的发展机会不同。离政府越近，往往资源越多，发展越好；离政府越远，往往得不到支持，资源匮乏，举步维艰。
她认为，政府应该把主导慈善变为辅导慈善，给民间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替代民间社会，不仅会破坏慈善市场的资源原则，还会酿成政府和民间社会争利，甚至导致慈善事业被腐败的官员所利用。”
做慈善也需要一支好队伍
前两天，一位市长向王振耀提了个问题：做善事，要不要尊重那些被资助的人？这位市长的疑惑来源于对贫困生的捐助仪式，又是公示，又是把贫困生推到人前，要人家许诺如何回报社会，这些做法有没有考虑过被捐助人的心理感受？
王振耀听了后很受启发。他认为，这个市长向慈善界发出了挑战，“慈善界的人应该问自己，我们在做慈善的时候，是不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我们的愿望很好，但是我们不经意中会有一些不太善意的行为。”王振耀说。
范宝俊则提出，做慈善也需要一支好队伍。“一定要培养一批文化素质高、有专业知识、年轻的慈善工作者。”慈善组织是不是公信力强，筹措能力强，按慈善的规律办事，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组织上的看重，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