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技所欲做技术交易的阿里巴巴
十几人的研究团队，没日没夜干了两年，投入上百万元，终于出了成果，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买家而最终没有收益。
遇到这种情况，邹美香和院里其他领导头痛得厉害：没有收益，意味着大家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工资，生活保障成了问题，接下来的科研项目也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研究院外大批的医药生产企业，每年都会趁机用高额的薪酬拉走骨干科研人员。
“我们院跟新中国差不多同岁，不能在我们手里垮掉了。”让邹美香没想到的是，就在前些日子机会终于和她握手了。
谁来负责技术成果产业化？
8月13日，中国技术交易所（简称中技所）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挂牌。一块并不起眼的招牌，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但值得注意的是，邹美香遇到的难题，却是中技所正在研究解决的。
中技所调研后称，我国自主创新和科技产业化存在着重大制度障碍，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延续，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科研项目开花多结果少，产出数量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全国性技术交易平台，科研单位寻找买家成功率很低，造成大量科技资源浪费。
中技所技术交易服务中心主任李中华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家为某大学科研一年投资几个亿，产生800多个项目，可出成果的只有几个。我国每年产生大约3万项科技成果，能够实现产业化进入市场的仅有5％，与发达国家30％的比例相去甚远。
“核心是人，摆在第一位的问题，还是破解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难题。”中技所董事长熊焰说，国家对科研投入巨大，投入产出数量失衡，关键是科技工作者没有积极性。
熊焰表示，在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主体一般都是企业。而在我国，尽管目前大力倡导和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但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延续，科技成果的提供方仍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经费70％以上来自政府，为了得到政府资助，它们更多的是对政府负责而非对市场负责。科研项目的结题，多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学术专家验收，科研项目的立项、研制和结题全过程都与产业化主体——企业相脱离。
于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科技创新的几个主体相互脱节：政府只管投资，不管收益；高校与科研院所只管研发，不管产业化；而企业只能管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对技术的投资和研发方向都无法制约。
更为严重的是，对科研人员来说，由于不能分享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收益，只管拿钱干活，他们对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并不高。最终导致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和科研人员似乎都该对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负责，但谁又都不负责。
而中技所破解科研人员积极性难题的办法，就是立足转制科研单位，对科研团队进行股权激励，用专业研究评估保障科研人员的收益权。比如，某国家项目，一个10人的科研团队用1年时间完成，通过评估测算出科研人员在项目中卓越贡献的比例，虽然不清楚项目具体值多少钱，但一旦卖出去，就可以按照比例给科研人员分享利润。
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应该功利化？
怎么能把科研成果卖出去，让技术交易变得简单可操作，这是中技所绕不开的另一个问题。熊焰打了个不十分恰当却能说明问题的比方，中技所就像一个全国性的婚介所，吸引全国愿意找对象的男女到这里注册，交易所制定各种衡量优秀男女的标准，并进行大力推介，互相看中的男女在双方认可的条件下结成对子。
邹美香就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经过中技所的撮合，天津药物研究院的最新科研成果在两个月时间里，就以5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扬子江药业集团。而这也是中技所挂牌后成交的第一单。
“技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按照市场规律买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熊焰说，中技所要通过构建价格评估机制、完善交易环节等办法营造良好的技术交易环境和氛围，让这种氛围蔓延到全国每一个科研场地。
有人说，如果市场什么技术好卖，科研人员就研究什么技术，会不会产生科研人员的功利化倾向？熊焰说，科研项目需要分类，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国家出钱资助，要求科研人员能坐冷板凳；但应用科学必须面向市场，面向生产实践。
“科研人员向钱看没有错，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应该功利化。市场和企业需要什么，科研人员就能研究什么，这才是正常而理想的状态，目前的状态是不正常的。”
熊焰认为，现在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人员搞科研、写论文，出发点就是尽快通过评审，尽快毕业或用最简单的办法获得职称，部分高校30％的研究论文与现实脱节，其中10％都是编出来的。这种恶性循环带来的弊端，是项目一大堆，可被市场认可、企业利用的项目很少。
这是一块先行先试的试验田
天津药物研究院和扬子江药业集团的负责人都很高兴中技所帮了大忙，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在我国自主创新体制突破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机构。
中技所挂牌当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科技部部长万钢、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出席揭牌仪式。
“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传统的科研体制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这就是一块试验田、一个撼动传统科研体制的突破口。”熊焰说，中技所的使命是打造国家级的、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技术流动平台。
熊焰说，从这里突破，比较容易，也符合实际情况。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和企业都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意识到，靠低成本、高耗能方式获得的经济增长已然走到尽头，必须走一条依靠技术进步的路子，市场和企业对技术的迫切渴望需要搭建一个交易平台。
另一方面，搞科技创新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协同作战，科技的开发者、应用者和投入者必须联起手来，于是各方机构坐在一起，在政府的撮合下共同搭建一个体制创新和组织创新的新平台——中技所。
“这样的平台以前没有人做过，我们是探路的先行者。”熊焰说，突破传统科研体制必须从眼前的事情做起，积小胜为大胜，循着阻力最小、方向正确的原则积极小步快跑，“我们希望，3年内搭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技术交易的阿里巴巴，把这项有价值的制度创新试验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