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喧嚣是电视缺乏内省的表征
《实话实说》撤摊儿了。按说，一档电视节目的消失本算不得什么，有走的，就有来的。至于说多年感情难割舍，似乎也没那么夸张，没有不散的宴席，时间消解一切情绪。很快，大家会找到新的摊儿、培养新的感情。只是，国人素重情义，“多情自古伤离别”，又哪堪，此一离别乃是永诀。在将走未走或刚刚走开的当口，追思一下，甚至抱怨几声，还是需要的。当然，也正因为主持人和晶话里话外的抱怨，这一事件遂愈发凸显其公共性和参与性，喧嚣中，寿终正寝的《实话实说》俨然成了公众文化消费的一个符号。
和晶说了些什么？草根化：“用40分钟给普通老百姓自由发表观点的节目，现在还有吗？”选题困境：“选题是可以由一个人来画圈打勾吗？”评价标准的游移：“别再拿收视率说事”，“现在对节目真有双重标准……”和晶甚至说到节目组同仁的清贫：“整整14年，我的队友们依然乘地铁上班，买房还要靠家属帮忙，他们傻啊？”和晶当然有抱怨的权利，絮絮叨叨7年下来，《实话实说》的里里外外，想必也冷暖自知。在媒体每每曝出央视记者名车豪宅的背景下，依然“地铁一族”的他们天然具有了抱怨的道德优势。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话语虽不乏让人同情的情绪宣泄，却只是一团杂乱，对人、对环境却未必指向自己的抱怨而已，有娱乐品质，却缺乏思考精神。清贫的地铁族固然值得尊敬，却似乎不应与节目的存废搅和一起。至于和晶说停播决定太突然，节目甚至来不及准备一个告别版云云——注定没有反思的告别版没有就没有吧，从中扒拉来扒拉去，并不能发现一些弥足珍贵的内省精神、批判意识乃至建设性的价值。这些精神层面的价值缺失，不能不说是此番《实话实说》停播事件中最后的遗憾。
以9月26日最后一期《实话实说》为例，这一期讲述一个四世同堂的齐姓家庭的生活变迁，够草根，可就是缺乏一点“实话实说”的味道。故事一般，且都是散点无法聚拢。平民谈话也需要选择故事、设置议题，流水账操作只能使得原本亲切、有味道的风格演变为琐碎乏味的张家长李家短。隔壁大妈大炕上的唠嗑好不好？好是好，但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共同兴趣。
边缘身份，平淡讲述；草根其人，主流叙事。这样的实话即便实说，究竟能引来多少共鸣？也难怪公众挑剔。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大时代，能够耐着性子倾听的人越来越稀缺，讲述也就随之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仅仅凭借央视的行政性覆盖，我说你听，一样也将变得难以为继。更何况，摄像机镜头前的叙事，事实上也难做到真正的实话实说。主流情境下，讲述者总会主动或者被动地过滤掉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七折八扣之后，原本就乏味的话题还能剩下一些什么，不问可知。
那么，是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话语都是乏味的？是不是各个层面的老百姓都有机会得到央视40分钟“自由发表观点”的机会？这两个问题如果都是否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仅仅是体制的制约吗？我想，将责任归结到环境上，简单则简单，于事无补。且不论当今的话语环境实际上已相当宽松，就是题材果有一些规定性，作为电视人、特别是负有使命的央视人，也是这个体制环境的一部分，完全不应该置身事外，只享有指责的权利而不承担改变的责任。
可见，《实话实说》后来的平庸，正反映出一种时代性的文化僵化、文化惰性。缺乏创新，更少坚持，病状之普遍，不独《实话实说》为然。很久以前，余秋雨在《观众心理学》书中写道：“从审美心理学的立场来看，艺术作品的留存史，……与民族的深层心理有关，与社会的变迁有关，其间一定沉潜着一部部有关抗击人们厌倦、赢得时间青睐的心灵探索史。”这里讨论的艺术，可移之电视节目。那些让人尊敬的节目和个人，都是探索的、坚持的。前些时，央视编导陈虻去世很是引发人们的怀念，盖因其坚韧的沉潜。
中国电视之缺乏内省精神、批判意识乃至建设性，其实是一个通病。节目顺风顺水，固有赖于编导主持的殚精竭虑；节目遭遇危机，则往往归咎于体制制约、权力干预甚至观众不识货，似乎很少看到有人有节目检讨自身。这也使得中国电视往往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世奇观，那就是名记者、名主持满坑满谷、名满天下，而真正好看的节目、有操守的节目、善始善终的节目却十分鲜见。很多节目开头挺好，理念、操作、社会反响等样样不差，可做着做着就难以为继而呈现出疲态，只剩下一条条干巴的理念高高悬起了。
《实话实说》已矣。透过公众对这一节目撤摊儿而产生的高度关切，我们似乎有理由对中国电视多一些美好的期待。说到底，观众才是电视节目最终的也是最高的裁判。社会转型，文化一样风生水起，人们不是不需要一档说实话的谈话节目，恰恰相反，说实话说真话任重道远。至少，也要有能听得进去、能插得上话、能你说我听我却“心有戚戚焉”的节目。电视人每每自诩要“走向民间”、“关注底层”，其实，“民间”不是幌子，“底层”也不是标榜，并不需要特别的理念，只要真诚、只要坚持这份真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