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异同：从“知青”到“海归”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青年便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标志意义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社会行动特征。尽管如此，青年发展在根本上仍然与社会发展进程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纵观60年来青年群体发展变迁的轨迹，我们看到，在独立、自主、繁荣的大道上走过60年的新中国，终于造就出了心胸广阔、视野高远、思想敏锐，不断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思想者》副刊特邀5位中青年学者，就60年来中国青年成长的标志性事件与话题作一次回顾与展望。
小时候对“知青”的模糊印象：一方面他们是很好的老师或医生，另一方面是他们讲究吃穿，偷鸡摸狗或打架斗殴。总之，和我们“山里人”处处不一样。而刚刚到了求学的年龄，这些人似乎一夜之间便无影无踪，以至于对“知青”的真实面目竟然无从领略。现在想来，几千万已经掌握一定知识，具备劳动能力而生活在城市中的青春少年“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确是一种传奇。
时隔不久，一个孩子读书有出息的最高标志就变成能出国留学，再后来，被广泛赞扬的则是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效力。这种剧烈变化的背后有一个社会历史的脉络，即有知识的青年人，其理想何在，其价值何在，其出路何在，特别是面对城乡差距的社会现实，这些问题尤其尖锐。
知青传奇
个人以为，“知青传奇”的现实源头一方面是大批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难题，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但是，历史的残酷在于个人的意愿会发生变化，国家的力量有其极限，所以，“知青传奇”最后以“返城”作为结束。
“知青”一代响应国家的号召，其实是对时代难题的承担，不能简单以盲从或愚忠定论。同时，对于国家的热爱和奉献不能靠口号和标语兑现，“一腔热血”与“满腹经纶”都不可或缺。新中国政权建立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之上，如何管理和经营城市本身就是一大挑战。而现代化的标志又恰恰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知青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城市发展所遇到的难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当时选择了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这种特别的做法看起来是“损有余以补不足”，但实际上使城市的发展处于停滞，也使农村的面貌没有根本改观。而动员庞大数量的城市“知青”扎根农村，也与当时世界范围内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背道而驰。
改革开放之初，“知青”陆续返城。但是，当我们踏出国门，体会技术的“发达”和“先进”时，却发现，健康的城市化并非以高楼大厦消灭农田，也不是以轰鸣的机器铲除树木；而是随处可见的田园风光和蓝天绿地。
正如“知青”的返城和海外学子的回归，城市化的过程也应该是对于“乡下”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和延续。或许“进城”之后，才发现湛蓝的星空，芬芳的泥土和暖暖的阳光多么可贵。无论人类有多少智慧，有多少技术，其最可依赖的家园还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然和天地。
“知青”与“海归”
“知青”的“上山下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无论是“接受”还是“结合”，首先需要的是适应。无论是“知青”，还是“海归”，都面临着初到外地、外国时在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也都面临着回城或者回国以后对于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的适应问题。特别是这种双重的适应在所谓文明与粗陋，先进与落后有强烈对比的背景下，对当事人的冲击是可以想象的。一个人在这种时空转换中适应得好——既不是对立，也不是迎合，而是协调和融洽，无疑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但是，“知青”和“海归”共同的可贵之处在于改造自我和改造环境的志气。当然，“知青”和更“高级”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属于“被改造”的对象，这造成了很多的悲剧。悲剧的原因不在于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改造”，而在于以“改造”为名以粗暴方式凌辱他们。平心而论，知识一方面可以使人摆脱世俗的桎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自以为是，视名利为当然，结果比俗人还俗。大量的知青文学都提到所在农村的乡亲如何淳朴厚道，如何正直善良——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美德使得“知青”生活有很多美好回忆，使他们的适应不那么痛苦。
所以，“和工农相结合”，更多的是学习农民淳朴勤劳的品质。孔子说学种地、学种菜不要来找他。孟子也说种地的人穿衣戴帽还是要靠交换，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所以改造自己，不是把自己变成别人；改造别人，也不是把别人变成自己。无论适应还是改造，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缺一不可。
因为生活阅历的丰富，“知青”和“海归”的乐观和坚韧都为人所称道。那些没有因为适应和改造而放弃理想的“知青”和“海归”，表现出惊人的创新能力，故而能在各个领域处于核心位置。但是，我们更期待城乡和土洋之间在所谓先进与落后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以使得我们的青年有更多空间和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活动。
青年人的价值实现
和“知青”相比，“海归”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比较完备的知识结构。但是“知青”之为“知青”，也在于他们在“上山下乡”中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所以当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知青”迅速成为知识界的有生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但没有青年的努力，就没有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求知的年代，需要摆脱功利的算计。社会舆论不应该一味鼓励青年迎合市场，追逐潮流；而需要鼓励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和消化，对社会问题和学科难点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判断。
青年是理所当然的理想主义者，但是，理想的实现不能仅靠热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搞运动，青年人也是这个政策的受益人。但是，需要反思的是，作为青年，有没有以“运动”的方式处理知识；有没有以“运动”的方式处理生活。比如学外语，比如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