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只能由后人撰写吗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史学界高度评价：“它的问世，是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史碑，是新中国史坛的一件盛事。”为此《思想者》就“国史研究：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这一话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
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史研究
《思想者》：据我们所知，当代中国研究所是负责编纂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最近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就是由这个机构编纂的。今年欣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史研究？
朱佳木：这里所说的国史，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行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即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
至于国史研究，情况与国史稍有不同，有多种层次的定义。从一般意义说，国史研究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历史，也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灾害史，或气候异常、地震、泥石流等给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史；不仅有对国家整体历史的研究，也涉及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研究；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历史进行研究，也要对暂时未受中央政府管辖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研究是完全吻合的。
国史研究如何体现科学性
《思想者》：我们知道，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正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那样：“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那么，研究国史的科学性如何体现？国史研究天然地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这会不会影响国史研究的客观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呢？
朱佳木：在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或多或少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科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研究，在于它追求的是不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不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学术规范，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
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项学术性工作，首先必须像其他史学研究一样，要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掌握和仔细考证史料，并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弄清历史事实，阐明历史原委，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前途。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严谨治学，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那么，国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与其学术性、科学性之间，也会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相互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国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妨碍其做学问，相反，照样可以做出好学问、大学问。
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吗
《思想者》：有人说，历史研究要保证“客观公正”，所以，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佳木：中国古代确实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而且在“二十四史”中，自《后汉书》以下，都是后代人写的前朝史。但是，中国除了“二十四史”之外，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本朝人写的“当代史”，只不过有的是半成品，有的是对史料的编纂，有的没有流传下来罢了。他们对“二十四史”的撰写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与“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的关系。另外，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陈寿撰《三国志》等。所以，说中国古代不修“当代史”，有悖于历史实际。
当然，在帝王专制统治下，史学家写“当代史”往往颇多忌讳，难以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再写前朝史。另外，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少条件上的限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网络通讯的普及，使过去那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当代人不仅有条件写当代史，而且有着了解当代史、参与当代史撰写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近些年来，由各类机构和学者个人编撰的国史著作已有不少，报刊、网络上对国史问题的讨论也在与日俱增，国外从事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与编撰的学者，更是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
新中国60年如何进行分期
《思想者》：对历史进行分期，即所谓给历史“断限”，既是史学工作者为了便于自己研究而惯用的方法，也是他们为引导人们按照某种观点认识历史发展本质特征的途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您对新中国这60年是如何进行分期的？
朱佳木：我认为关于新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学术界有各种意见，可以继续讨论。从经济发展目标模式的角度看，60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1949~1956年。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
二、1956~1978年。这是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
三、1978~1992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试图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体制的时期。
四、1992~2003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确定建立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五、2003年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期。
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关系
《思想者》：在新中国60年历史中，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前后刚好大体各有30年。您认为应该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公平地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
朱佳木：总起来说，我认为新中国60年的历史是一个完整的光辉的整体。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过严重损失。我们说新中国60年是光辉的整体，当然不等于说那些错误也是光辉的。但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存在那些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光辉6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说过，前30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是前30年的基本方面，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正是这个基本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30年，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对此大家都有切身感受。看不到这种超越，混淆前后两个30年的显著区别，就会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前后两个30年的区别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国家核心领导力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区别，更不是执政党的宗旨和远大奋斗目标的区别。看不到后30年与前30年的连续性，把前后两个30年割裂开来，就会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
在新中国走过60年之际，认识新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历史的认知，从来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政权还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都无不高度重视对历史特别是对国家史解释的话语权。古人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毛泽东也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和宣传，把国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国民教育之中，用历史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抵制各种歪曲新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潮和观点，努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思想者》：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