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幸福的明黄色
学生们都回家了，张文东拿出萨克斯风，想来上一曲放松一下。
学生们排队上车。
大西岔镇学校的学生们正在排队，准备乘校车回家。
一天的行驶结束后，刘志海（中）召集司机们总结工作。
沿江村的孩子们坐上铁皮船回家。
司机张连明已经57岁了，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开的最后一辆车，却是一辆“特权车”。
收费站从来不收他的“过路费”，见到这辆明黄色的中巴车远远开来，工作人员就会自动升起护栏；很少有车子会挡他的路，大部分会选择减速避让；有时候，眼尖的老张还会看到，那辆迎面而来的车子里，陌生的司机正举起手来和他致意。
不过，“享受”这种“特权”的，不只是张连明。在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这个山区县城里，有着12辆相同的中巴。每周七天，它们不停歇地穿行在远离城镇的山路上，车里的乘客，是散布在这片辽阔山岭间的4000多家农户的孩子们。
从2008年9月5日至今，这支特殊的车队已经在路上走了整整一年。尽管在这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国度上，这12辆校车还略显孤独，但现在，它们不仅运送着这些幸运的孩子们，也开始运送人们越来越大的期待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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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色校车排成一个车队，整齐地行驶在辽东某个小城镇的马路上时，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错觉，仿佛见到了在许多好莱坞电影里才能见到的镜头。
的确，9月18号下午3点来钟的宽甸县下露河镇，六辆校车送完回家的学生们，返回镇上的中心学校，人们见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场景。
车子稳当地停在了下露河学校的操场上，六个校车司机陆续走下车来，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
“你瞅瞅，多美丽的风景，别说是孩子们了，就是我们这些大人，看着也高兴。”张连明斜靠在他那辆车号为“辽F72640”的中巴车上，乐呵呵地说。
在他视线所及的地方，操场上空荡荡的，孩子们都已经平安回家。明黄色的校车排成一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
不过，校车不仅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在它们出现之前，宽甸的农村孩子上学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是个地处辽东山区的边境县城，隔着蜿蜒的鸭绿江，和对面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遥遥相望。从2003年开始，这儿实施了新的教育体制，撤销了原本散布在各个村子里的村级中小学，在各个镇子上新建了1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们平日寄宿，周末回家。
实施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优势的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但对于大多数家在农村的孩子们来说，怎样上学，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几乎每个当地人，都能说出几个类似的故事。
有些故事是残酷而血淋淋的。
2007年11月的某个镇子，两个小学生坐着当地的农用小四轮上学，在山路上和迎面而来的一辆吉普车相撞，一死一伤。
4个月后，在另一个镇子上，一个父亲骑摩托车送他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上学，到学校门口，小姑娘和爸爸挥手告别，穿过马路往学校走，却被一辆飞驰而过的客车撞上，这个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死在自己面前。
大多数的故事，听起来是那样地琐碎和烦乱。
每到学生放学的周末，或者是上学的周一，宽甸各个城镇学校的门口，便被各种车辆围得水泄不通。从过路的正规中巴，到早已过了报废期限的“黑车”，从农用拖斗小四轮，到在车缝中穿梭的摩托车，都成了孩子们的交通工具。
但无论什么车，都有着一个共同点——超载。定员四十人的中巴车，最多的时候，能挤上百十来号人，甚至有时候，连车顶上都爬上了人。原本用来运货的拖斗小四轮上，也能爬上十多个学生，就连摩托车，载上三四个学生也是常事。
对于超载，老师和家长们的心态也很矛盾。一方面，人们知道超载的车子极不安全，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超载，孩子们该怎么上学和回家呢？
通往学校的路实在太远了，4000多名寄宿生的家，分散在面积6115平方公里的各个山村里，距离镇子最远的村子，车程有50多公里。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上学路上都得花费两三个小时。
最难熬的是寒冷的冬季，纷飞的大雪会埋住山路，车行缓慢，平常开上半个钟头的路程，甚至要熄火三四次。有时候雪实在下得太大，几百名学生回不了家，只能滞留在学校里。
现在，这12辆黄色校车的出现，对于饱受上学之苦的农村孩子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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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见过迎着太阳绽开花瓣的向日葵，那么你就可以想像出这12辆校车的颜色。
在涂着温暖的明黄色的车身中部，用绿色的汉字和拼音字母，醒目地标出了“学生专用车”的大字，在车身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写着另一行大字——“托起明天的太阳”。
校车的制造者们，还为这些“明天的太阳”们，设计了许多人性化的细节。
车子的头部有一个棋盘大小的方框，上面有表明学生的卡通图案，车子开动的时候，这个卡通小人就会闪烁绿色的光芒，数百米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中巴的车厢内部，要比普通的客车宽出几十厘米，上车的台阶，适当地降低了高度，两边都有扶手。登上车后，会看见略为宽敞的座椅，每个座椅靠背的顶端，都有一条为乘客特设的安全带。
在司机的座位后面，固定着一个红色的灭火器，每个月，它们都会接受两次严格的检查，如果有破损或者其他质量问题，就随时更换。
在灭火器的车体上方，还有一个放置安全锤的小卡座，孩子们都受到过相应的培训，万一车子出现险情，只要用锤子“敲玻璃的四个角”，那些特制的钢化玻璃车窗，会碎成“连在一起的蜘蛛网”，再用力一撞，就能成为逃生用的“安全通道”。
不过，校车运行一年来，这些安全措施还一次都没用上过。“我希望，它们永远不会被用上。”车队队长刘志海说。
对于宽甸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校车的运行，是一个牵涉到财政局、交通局、教育局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但对于刘志海和这些一线校车司机们来说，承担了最为直接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人们对于校车运行“必须百分百安全”的要求。
压力从招聘司机时候就开始了。承接校车运行任务的宽甸县东运公司，制订了比招聘普通司机高得多的标准，它们包括：年龄在40周岁至55周岁之间、驾驶过程中从来没有出过恶性交通事故、性格稳重、为人父母，而且家里的经济状况不能太差。经过严格的筛选，报名的50多名司机只留下了14名。
对于校车运行过程中的规章制度，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司机不允许抽烟，也不许接手机，如果有非接不可的电话，必须把车靠边停在空旷的地方。当车上有学生时，行驶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如果超速，发现一次罚款200元，第二次罚款500元，第三次就直接开除。
更为严格的是禁止超员的规定。一辆校车满载是40个学生，加上司机是41人，绝不允许超载。
在司机们心里，这是一条“高压线”。宽甸是个小县城，几乎每个司机都在路上遇见过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想要搭顺风车，但他们只能摆摆手，表示拒绝。
开除的制度绝非虚设，2009年的新学年刚开始，刘志海就真的开除了一个校车司机。原因除了屡次超速行驶、中途上客外，这个司机还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在校车上说脏话。
“我要求他们对学生们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自家孩子坐车，你会吊儿郎当吗？”和刘志海一同负责校车管理工作的宽甸教育局局长李平荣拿着一叠校车学生的名单，指着上面的名字说，“一辆车四十个学生，这背后是多少家庭？父母把他们交到我们的手上，这是如履薄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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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校车在这样的安全压力下运行了一年，校车司机们早已把这些规章制度变成了生活的习惯，就如同每天凌晨的早起一样。
9月19日清晨4点50分，当这个叫红石的小镇还沉睡在一片寂静中时，司机们就起床了。在简单的洗漱之后，他们登上停放在旅馆外的校车，随后，发动机的轰鸣声和一道耀眼的灯柱，便划破了这个小镇的黎明。
一年来，12辆校车被分成两条线运行，A线的六辆校车，走的是长甸、红石、下露河、大西岔、振江等五个镇子，B线覆盖了灌水、毛甸子、双山子、青椅山、大川头、杨木川、古楼子等7个镇子。运行的时间和线路，由教育局统一安排。
为了配合校车的运行，路线上的各个学校打破了原本周末放假的惯例，依次串休。
每天一早，校车要从所在的乡镇出发，到散布在四周的各个村子接上返校的学生，把他们送到镇子上的学校后，在中午之前，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镇子，把放学的学生送回家。傍晚时分，再赶到第二天早上要接学生的那个镇子上过夜，周而复始。
红石是个临江的镇子，群山环绕，9月已经入秋了，清晨的寒气会让指尖瑟瑟发抖，不听使唤，司机们都穿上了御寒的夹克衫，戴上了白色的棉布手套。
浓密的林子还笼罩在灰暗的晨光中，飘荡着尚未散尽的朦胧雾气，太阳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出来，路旁农舍边种植的向日葵还耷拉着头，找不到它的方向。
只有零散几个早起洒药的农人，背着药箱，骑着摩托车慢慢地走。当校车经过他们身旁，有人会回过头摆摆手，也许他的孩子，就在校车要去的地方等候着。
同样的情景，在这个县城的其他地方也在上演。
从头道沟到五道岭，从白菜地到大荒村，12辆校车从所在的中心城镇出发，往返于通往这些在县一级的行政地图上都找不到位置的村子的山路上，沉默而安静地运送着4000多名上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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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天早晨，在这辆车号为“辽F78980”的校车上，却有一个特殊的乘客，她叫刘青红，是红石镇中学的初三学生，家住在红石镇南边的一个叫长江的村子里。
为了接送这个小姑娘，校车特意为她增设了一站，为此，司机要多开上五公里路。
这是个远近皆知的困难家庭。刘青红的父亲是重度残疾，母亲是智障，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全靠着几亩土豆和苞米，还有一些好心人的资助，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连家里那几间盖了近20年，进风漏雨的老房子，也是今年春节村子里垫补了5000元钱，才勉强修缮完好。
在没有校车之前，刘青红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了，这个17岁的小姑娘要先生火做好早饭，再把家里养的鸡和猪喂好，然后，她要骑着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那辆绿色的26自行车，蹬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邻近的中蒿村，等上一辆过路的中巴车，再花上1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红石中学。
虽然路上辛苦，但能有学上，刘青红已经“很知足了”。小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容许她上学，她只能捡年龄大的孩子们留下的九九乘法表，在割草或是捡柴火的空隙拿出来看一看。她“已经不记得小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了”，唯一记得的，是“看到别的小姑娘穿漂亮衣服扎辫子”，她心里“又是高兴又是羡慕”。
一直到10岁，她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上了小学。小姑娘的成绩一直不错，在红石中学初三年级的这个重点班里，她的成绩一直是前五名，按照老师的推测，她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没有太大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钱。没有校车的时候，她每次搭过路车上学要花5元钱，一年下来，花在路上的钱就是六七百元，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父母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好几次，她看着他们佝偻的背影，都想放弃读书的念头。
但现在，到她上学的那一天，她可以在床上多睡上一阵子了。这天清早6点，她准时听到了校车的喇叭声在自家的窗边响起，父亲目送着她上车，她回头和他摆摆手，坐上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成为了这天早晨的第一个校车乘客。
校车的收费是很便宜的，按照县里的政策，10公里以内的票价是1元钱，20公里以内是2元钱，每个月的封顶是20元钱，这比普通客车的票价整整低了一半有余。而鉴于刘青红的特殊情况，学校和教育局商量以后，还免掉了她的票钱。
校车上有规定，司机要专心开车，学生不能和司机聊天。所以，虽然坐校车已经一年了，但小姑娘一直没怎么和司机们说过话。但她看到这些叔叔们，就会觉得“很亲近”。
“我一直想考大学，可我又想，等到毕业出来赚钱，还得十年，我等得起，可我爸爸妈妈等不起呀。”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这个懂事的小姑娘一顿一顿地说着，眼泪悄悄从眼角滑落。
她拭去眼泪，又说：“可现在，有校车到家门口接我上学，司机叔叔们还这么辛苦，我要好好读书，用成绩来和他们说句‘谢谢’。”
在发动机有节奏的低鸣声中，明黄色的校车缓缓行驶在回去的山路上。这是早上6点20分，初升的太阳已经在山岭上露出了半个脸庞，阳光驱散了林子里还未散尽的薄雾，村庄开始苏醒。
沿途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地上了车，有相识的同学和刘青红打起招呼，熟络地聊了起来。再过10分钟，她们会一起走进红石中学的校门，继续着自己的求学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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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被校车所改变的，不只是刘青红和其他4000多名学生的生活。
这天早上8点来钟，六辆校车陆续返回红石镇，司机们吃过了早饭，车队又集中到了一起，开往下一个名叫大西岔的镇子。
一年多来，校车司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周而复始地上路。每个月，他们只能在家里呆上四天，其他时间，就在各个镇子里往返。
宽甸山区的景色很美。在这个夏秋之交的季节，车子两边的绿草地，绵延着不知名的黄色野花，星星点点，一眼望不到头；再过一些日子，等苞米地里的苞米熟了，会金灿灿地晃得人睁不开眼；冬天时，皑皑的白雪覆盖在山岭上，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等到春天雪化了，路两边又会飘扬起粉红色的槐花。
但大多数时候，司机们的生活是枯燥而单调的。傍晚到了目的地的镇子，他们就到固定的旅店投宿，每天的住宿和吃饭是有标准的，一个人30元钱。不许喝酒和打麻将，因为这会分散精力，有可能给第二天的驾驶带来麻烦。
18日这天夜里9点钟，司机们准备上床入睡。这是红石镇上一家名叫“桥边”的简陋旅店，司机们三个人一间屋子，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除了三张床，就只有一台老旧的电视，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中央二套，画面还时不时地抖动着。
对这些老司机来说，开上校车后的生活和以前截然不同。过去下了车，他们会聚在一起喝点小酒，然后搓搓麻将，骂骂娘，打发漫长的夜晚时光。但现在，必须遵守校车队的严格规定。
但他们也能找到新鲜的消遣法子。聊天，讲笑话，有时候，他们用牙签猜单双，输了的人喝茶水。去年冬天，有几个司机还在房间里模仿起白天看到的村子里跳大神的巫婆和神汉，这成了他们回忆里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不过，这种崭新的生活，也给他们带来了开了几十年车都没有体验过的“荣誉感”。
“能开上校车，说明你不仅车技好，而且人品好，是个信得过的老爷们儿，再不是什么‘臭开车的’了。”张连明斜靠在床板上，点上一根烟，颇为得意地说。
的确，在宽甸，这些黄色校车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特权车”。收费站是从来不收过路费的，路上的车子看到校车靠近，会主动地减速避让。张连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遇见一支正在修路的施工队，看到校车过来，施工队的人们马上在刚刚铺好的沥青上洒上砂石，让校车通过。
在开校车之前，张连明开的是普通客车。宽甸的山路不太好走，经常会有山上滚下的石头，把路面砸出大小不一的坑。以前，他只得自己下车用石头把道垫好，但现在，只要让车上的学生回家和家长说一声，第二天早上，路面就会“像崭新的一样”。
家长们也都知道，校车是专门送学生们的，不能上其他人。有时候，家长到学校来办事，也会很自觉地挤普通客车回去。有一次，一个醉汉喝多了，非要上校车，司机们没法阻止，是围观的家长们报了警，才把这个醉汉吓走。
但这种“特权”，有时候也是压力的同义词。校车上没有售票员，有时候，调皮的孩子们会把手或者脑袋伸出窗外，或者在车上吵闹，司机们只能把车停下，耐心地阻止这些有可能“带来危险的行为”。
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了。去年一个下雪的冬日，张连明的校车刚爬上一个山岭，就发现下坡的雪化后积了一层厚厚的冰块，七八辆车子已经撞在了一起。
如果以前，这个驾龄20多年的老司机肯定会“冒险试一试”，但那一刻，他却做了一件开了几十年车都没有干过的“谨慎事儿”——停下车，小心翼翼地带着几十个孩子排成长队，慢慢走下岭去，然后再回头把车开下来，这才长出一口气。
“能照顾这些娃娃们，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个57岁的老司机笑眯眯地说，“有的时候开车，从反光镜看学生，那一双双大眼睛瞅着你，上车下车和你喊爷爷好，爷爷再见，哎哟！我这心里，别提多美了。我要感谢这些娃娃呀，让我这么大的年龄，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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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一年了，就像张连明说的那样，校车司机和学生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微妙而美好的感情。
尽管因为纪律约束，学生们和司机不能说话，但每个司机都有类似的经历：停车一回头，就发现驾驶室边的加热盖上有学生偷偷放的食品，有时候是一瓶冰红茶，有时候是半个西瓜，几串葡萄，还有时候，是刚刚从田里挖出的土豆或者玉米，还带着没有抖尽的泥土。
有两个学生为张连明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是振江镇中学的两个初三学生，一男一女，座位就在张连明的驾驶室后面，张连明一抬头，就能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看得出，这两个孩子的关系很好，经常头碰头地窃窃私语。
两个孩子都很有礼貌，上下车都会和老张打招呼问好和道别。今年7月，县里统一进行初三毕业考试，那是张连明最后一次送这两个学生。到了县里的旅店，那个女生突然和他说：“张师傅，这一年谢谢你了。”
“你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考个好成绩。”张连明回答道。
现在，这两个学生已经上了高中，不会再上他的车了，那两个座位上也来了新的孩子，只是，在抬起头看后视镜的那一瞬间，张连明偶尔会想起他们，尽管至今，他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宽甸第一批坐校车毕业的，往大了说，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往小了说，以后他们要是有出息了，当了什么省长、部长，还会记得我拉过他们，这我该多荣幸啊。”这个57岁的老司机说。
而另外一个51岁的司机张文东，也有着自己和学生之间的一段特殊故事。
和张连明一样，在开校车之前，张文东也是一个普通的客车司机。不过，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下过乡的经历，他有着摆弄各种乐器的爱好。他最擅长的乐器是二胡，过去出车的时候，闲下来就会拉上一段。
不过，开上校车以后，张文东却换了种乐器。他花了1000元钱，从别人那儿买了根二手的萨克斯风。因为二胡的声音“太凄凉了”，学生们不爱听，萨克斯风的音色“很暖和”，“和校车明黄的颜色很配”。
虽然才学了半年，但现在，张文东的萨克斯风已经吹得有模有样了。他最拿手的曲目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和《天路》。前一首歌会让他想起“那段知青岁月”，而后一首歌，是因为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能去西藏看一看”，不过，这得等到“退休再说了”。
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张文东在音乐上寄托的这些感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辆车号“辽F73029”的黄色校车上，他却遇见了一个小他近40岁的“知音”。
14岁的张晓是青椅山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因为一个偶然的爱好，10岁的他喜欢上了葫芦丝这种“冷门”的乐器。不过，同龄的孩子们经常会嘲笑他，“拿个葫芦吹个什么劲”。
但当他遇见会吹萨克斯风的张文东后，这一老一小却成为了一对默契的伙伴。当学生们在操场上排队上校车的时候，只要他们拿出萨克斯风和葫芦丝合奏上一曲，原本喧闹的操场，就会慢慢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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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你是个多少了解些宽甸的外地人，会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边境县城里，有这样一支运行有序的校车队。
曾有一个宽甸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上黑龙江探亲，当他聊起宽甸已经有了自己的校车的时候，亲戚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你们那个穷地方，还折腾这玩意儿？别吹牛了！”有人这么笑话他。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得知了宽甸校车的事情。在随后的一期评论节目中，这个见多识广的主持人，甚至用了“热泪盈眶”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心情。
“没有办法，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县委书记耿玉礓说。
2007年，耿玉礓收到了两封家长来信，信里详细描述了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在随后的调研中，他亲眼看到了一个“让他提心吊胆”的情景：一辆农用小四轮的拖斗上，挤满了10多个学生，车子在山路上吃力地爬行着，“像是随时都要翻车的样子”。
“如果车子真的翻了，孩子们被拍在下面，那作为这个县的最高领导，不用说别的什么大道理了，我们良心上过得去吗？”他说。
从2008年开始，耿玉礓组织了几个相关部门——交通局、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的联合调研，最后决定，由县财政专门拨款，统一购置校车，用来运送学生。
不过，对于一个每年财政收入四亿元出头的并不富有的县来说，购买12辆校车花费的240万元，就占了收入的0．5％，而且每年还要投入近两百万元，作为校车的维护和相关人员的工资费用，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比例并非是一个小数字。
但在今年的一次调研中，一个初二学生对他说的话，却让这个县委书记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
这个学生的家，在距离振江镇50多公里的混江村。以前没有校车的时候，这个学生要挤客车上学，但有了校车以后，他可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闲暇地看看沿途的风景。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沿路的景色是这么漂亮啊。”学生对耿玉礓说。
“我们总在教育孩子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可以前，他们连自己的家乡是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我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有愧啊。”他说。
不过，在耿玉礓的心里，还有着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在他的计划中，再用上两三年的时间，随着在校车运营上财政投入的逐步增加，学生们总有一天能够“坐上免费的校车”。
曾有人问耿玉礓：“你觉得宽甸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县，却有能力掏出这么多钱来办校车，对于全国范围内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中国太大了，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我只能对宽甸县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这其实不是什么能力问题，而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都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可不能让它总躺在纸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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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这天中午12点，是大西岔镇中学放假的日子。校车司机们早早吃过了午饭，把车开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张连明依旧开着他的“辽F72640”。今天这趟车上的孩子们，大多数住在大西岔镇沿江村。以前没有校车，他们要先搭上一个多小时的客车到鸭绿江边，然后坐着载客的铁皮船溯江而上，20分钟后靠岸，再走上半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回家。
现在有了校车，孩子们花在路上的时间缩短了一大半。12点钟，校车从大西岔镇学校出发，用了20多分钟，就到了上船的地方。
虽然回家的路途依然遥远，但上了一周课，好不容易能回家了，车上的学生们都很高兴。等船的时候，有年长的学生大声喊道：“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
不远处，几艘铁皮船正匀速驶来，清澈的江水被划出道道浅痕，然后缓缓合拢。远方的水天连成一线，在这个天然的舞台上，响起了孩子们《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清亮歌声。
回头望去，在数十米外的江岸上，明黄色的校车静静地守候着，张连明斜靠在车身上，抽着烟，笑眯眯地望着孩子们，水面上还有着他和校车清晰的倒影。
在这一刻，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黄车，仿佛构成了这张油画上最为温馨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