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掉引诱“钓鱼执法”的指挥棒
“钓鱼执法”的存在表明某些执法者为了“执法工作的可持续性”打起了合法运行者的歪主意，用参与制造违法事实的方式，从“源头上”控制并解决执法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以确保执法工作的“成效显著性”，达到既从“数字上”整治了万恶的黑车，又从“经济上”使执法者收益颇丰的双重目的。这将行政执法庸俗化为一种“生意”，使执法权蜕变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据报道，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照此计算平均一辆车罚款1万元。所有的秘密就在执法者的罚款权中，执法者会为了将罚款据为己有而罚款，也会为了获得行政考核的“优良”而罚款——钓鱼执法就是这样的产物。“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从何而来？以何为据？“成效”如何？建议上海市政府应该顺着这根藤，查查引诱“钓鱼执法”的这根指挥棒。
各级政府为了遏制行政罚款权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最主要的做法是执行收支两条线，其核心目的是要让罚款行为还原成为纯粹的执法行为，不被异化为部门利益的提款机。据媒体报道，在上海闵行区，“钓钩”（引诱合法运营者上钩的人）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倘事实如此，不禁要问这些钱从哪儿来？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怎可能有这样一笔财政拨款？如果采取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手法的话，说明罚没款的监管和使用上有漏洞，从而使“钓鱼执法”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有些评论认为，钓鱼执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意指此举与公安机关侦查中的“特勤”、“卧底”好有一比。此论差矣！如果我们认同“钓鱼执法”，就是认同了行政执法者可以不择手段地执法，必然使行政执法成为一场权力扰民闹剧，百姓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进退失据，公权机关无法正确引导百姓，法律形同虚设。
就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而言，其目的在于整治黑车。这是件老大难问题，难在哪儿？不外乎因为三种情况：第一、整治黑车爱搞运动，忽紧忽松，形不成重拳出击之势；第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将整治黑车与当地的市政建设统筹考虑，使孕育黑车的市场始终生机勃勃；第三、执法者与黑车经营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公权保护不法行为以获得不菲权力租金。
不解决黑车整治问题，谁能保证哪一天不会出现打着整治旗号祸害百姓的新玩法？当然，如果上海市能通过彻查“钓鱼执法”事件，拔出萝卜带出泥，把黑车整治问题的病根也找到，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