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咀嚼文学代沟这颗花生豆
王蒙先生的“花生豆论”当是针对后辈小子韩寒对诸多文学大师的不敬之辞有感而发的。此前，在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中，“口无遮拦”的韩寒坦言“老舍、茅盾的文笔很差”，“巴金写得很差，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他表示，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让学生背诵。
这种对“老爷爷”、“老奶奶”作家的整体性否定，自然是身为其中一员的王蒙先生所不能接受的，也是所有尊崇“郭鲁茅、巴老曹”为民族文化精神代表者的人们所坚决反对的。因此，“颠覆与贬低大师可笑而且徒劳”，“把肤浅当作招惹眼球的卖点”，也便成为“满嘴牙”的韩寒们身上洗刷不掉的浅陋印迹。
的确得承认，由于政治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曾经被我们崇敬的一些前辈作家的许多作品文学性较差；也得承认，由于缺乏体制内生存的历练，一些风头正劲的青年作家在文学表达模式上存在着“野路子”、“非文学”的潦草之处。但这仅仅是代沟的浅层表现形式，也是完全通过理性的判断来取得共识并加以弥合的，而那些被隐没在表层之下、远远超越文学叙事能力与水平评判之上的深刻价值冲突与错位，才是文学代沟愈渐深刻的根本所在。
中国文学有三种传统，一是代圣贤立言，二是文学乃消闲末技，三是文学载革命、政治之道。前两者更多地存在于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学理念中，后者则是五四以降乃至新世纪前绝大多数文学家们所推崇的。80后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价值分野正在于对后者的认识错位与冲突。王蒙先生曾坦言，他看80后作品有限，作品给他的整体印象是耳目一新，但“没有昨天”令他很担忧。这其实代表了体制内文坛对文学后辈所持非文学传承取向的反感与非议。但对于早已脱离集体迷恋、政治狂热和斗争哲学，而进入物质化、商业化、娱乐化、网络化生存年代的80后、90后来说，“文以载道”早已不再是像主流文学那样，站在时代、历史、世界的高度来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而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娱乐自己、大众的新工具，成为排斥厚重、鼓励轻松的轻音乐，成为一种我型我秀、张扬个性、凸显自我的大舞台。两代人的纵向失和和两种价值的横向冲突，终于造就了当代时尚文学与传统文坛的分庭抗礼。
代沟是存在的，有时候还很深，深到足以用“抵触”、“不屑”、“对立”甚至“敌意”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想，这其实是社会转型与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首先，应该说有代沟是件好事，它表明社会处在进步与跨越之中，文学也正在萌生它新的形态与模式；其次，代沟如此之深，又表明这种社会性的跨越所引发的价值错位已经形成滞后效应，而文学的发展尚未能合上社会发展的节拍，从而达到“把花生豆煮烂一点”，“大家一起和和气气地吃”的地步。
文学是提升民族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双向靠近，尽可能地弥合文学代沟，消除价值错位，形成全民族趋同的价值追求，当是“老爷爷”与“满嘴牙”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