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被淹没在“青年农民工”之中的“80后”另类群体
为了调查这些“80后”大学毕业生的最原始、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组织了一个团队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深入调查。2007年，廉思看到《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向下的青春》，让他发现了在大学毕业生中存在“蚁族”这一群体。身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思当即组织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第一次社会调查。2008年3月，他完成了近5万字的《“蚁族”研究报告》。2008年8月，廉思自筹经费，整合各方资源，成立了由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在校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同年年底，团队展开了针对“蚁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调查，获得了有关这一群体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数据与实证资料。形成《蚁族》一书的最核心内容。
陈华就是生活在聚居村里的一名普通“蚁族”。他就读于中央党校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考研未果，手忙脚乱地毕了业，留在北京找工作。刚开始找工作时手头没什么钱，住宿吃饭是他最大的问题。手里的大部分钱都用来交付房租，有个星期的饭费只花了10来块钱，除了馒头什么都吃不上。这样坚持了两个月，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推销，底薪800。他的想法具有代表性：“当时有点饥不择食，反正先养活自己再说吧。”先养活自己是“蚁族”最基本的要求。“蚁族”中有许多情侣。但是，“蚁族”情侣间的情感生活，带给他们更多的是苦涩。郑章军是北京科技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生。2006年毕业后来到了二里庄小月河。他的女友很现实地表示：“如果今天买了房，今天就嫁给你。”郑章军心里“咯噔”一下。最后，女朋友回到了老家，而他一直在北京闯荡，他们很自然地分手了。
该调查团队成员之一刘宇翔对笔者说，大家在刚开始调研时，猜测这些年轻人会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而产生对社会的怀疑和仇恨心理。但是接触他们之后发现，他们心理很健康，而且富有斗志。面对这一现状，廉思认为，“他们在透支自己的精气神”，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一旦梦想的气球爆炸了，精气神都用光了之后，他们的悲剧才真正拉开序幕。
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选择生活在北京的原因。廉思说：“有四个答案占的比重最大。排名第一的是圆梦，第二是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环境。因为‘蚁族’的父辈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第三是为了孩子将来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在艰苦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第四是为了恋人或爱人。”这样的答案很让人理解：从农村老家走出来，不干出一点名堂，谁有脸回去？农家里出个大学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殊不知他们只不过是从村到村——走出了农村，又到了聚居村——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廉思了解到，“蚁族”给家里打电话时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说自己在外边混得很好。而此时，很可能眼珠发直地发愁自己的下一顿饭。调查显示：“蚁族”这样的生活状态一般坚持5年左右，5年之后，有的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有的搬了出来，在北京天通苑之类的普通社区租房，成为更大些的“蚂蚁”。也有一少部分留在了那里，拖家带口地过活，屈服于现实。
廉思认为，从属性上说，“蚁族”群体已经毕业，不是在校生，因此教育部门管不着；该群体没有当地户口，属于“漂”一代，因此当地人事部门无法管；该群体很多没有三险和劳动保障，享受不了当地低保及各种失业救济，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不能管；由于没有户口，建设部门提供的廉租房也惠及不到该群体。因此，可以说，该群体的问题是哪个部门都有所涉及，但又不具体属于哪个部门的权限范围之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认为：“在国外，‘蚁族’多属于外来移民，一般归移民局管辖，在中国目前不存在相关机构的情况下，有关问题应当由民政部牵头解决。”
尽管“蚁族”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日益显现的“蚁族”现象应当引起社会的充分关注和重视。千万不要等到羊丢了，才想起扎篱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