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户籍樊篱不宜设置过多条件
上海剥离附着于户籍上的福利，毕竟只局限于上海本地户籍，最大的好处是方便本市“人户分离”居民，抹平本地间的福利待遇差别。把这种仅仅局限于狭小圈子内的改革，当成打破户籍樊篱的曙光，有点过于乐观。
不排除户籍改革可能从剥离依附于户籍上的福利开始，但户籍樊篱之所以久久难以拆除，主要顾忌不外乎两个：一是担心对社会冲击太大，二是难以承担改革的沉重成本。冲击恰恰反映户籍对社会发展制约之大和改革的急不可待，沉重成本则是因为历经半个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已形成两种泾渭分明的生活圈。
理想主义改革者总是期望，如果城乡差距缩小，改革自然更为有利。然而，有专家日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背景下步入城市国家行列，城乡差距将越来越大（中新社8月10日）。虽然近年来城市化速度较快，很大程度上是对农村优势人力资源的掏空，很难说不会导致农村发展的空洞。更主要的是，这种城市化是以较高成本接纳新成员，农村收入和福利待遇与城市差距较大的现实，并没有明显改变。
另一个浅显的例证是，越来越多的“无地农民”，却因为无法承受较高的城市准入成本，只能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看他们是农民，农民看他们是城里人，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二者之间的“夹生层”。当社会发展处于上升态势时，因为有工可打有钱可挣，他们面临的问题被暂时遮蔽，一旦社会经济出现逆转，他们的生存很可能陷入困境乃至绝境。
对于户籍改革，社会上一直流行着实用主义的改革思维，潜意识中把户籍壁垒当成助推经济发展的有益筹码。正因如此，那些先天置于优势户籍之外的人，权益无法不成为被侵蚀的对象。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为应对房市萎靡，一些地方推出以户籍优惠购房举措，居然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从经济角度来看，此举有促进房市之妙用，问题是，拿户籍作为经济发展的筹码，本身就有损公平，也不会有助于户籍改革向纵深推进，毕竟户籍改革不可能总是那般“有利可图”。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许多时候还会触及一些阶层的利益，但重要的是，前景可期。就户籍改革问题而言，设置过多前提条件，无异于坐视各种新规在城乡二元政策沉疴上再添新痛，为他日改革平添新难。户籍改革的首要原则应是公平，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适当兼顾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