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欲规范有偿家教遭家长反对
近日，浙江省政府提交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再次把这一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
该《条例（草案）》规定：“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或者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在节假日期间不得组织学生接受有偿家教。”并给出了可以解聘的处罚规定。
此次浙江的立法意在规范社会议论颇多的有偿家教。但在不少人看来，《条例（草案）》仅仅禁止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从事有偿家教。这样的规定显然是留了个“小口子”，按此条例，则意味着教师可以在非工作日期间从事有偿家教。而随着《条例（草案）》征求稿的公布，有偿家教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了各界的争论。
赞成者认为，教师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业余时间，课余时间从事有偿家教，法律没有干涉的理由。他们认为，有偿家教是一种利人利己的事。一方学生得到有益辅导，从而提高成绩；另一方教师通过劳动获得相应报酬，双方互惠共赢，至少不应当被限制。
反对者则认为，有偿家教损害师德与教师职业形象，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有偿家教还会影响学生未来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在他们看来，教育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教师的品行同样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更有人担心，如果允许有偿家教合法化，一些老师会不会为了既得利益，在课堂“短斤少两”，把一些教学内容留到课外有偿家教，“这样，不仅损害了教育公平，甚至有可能异化为一种新的教育腐败。”
当然，也有人认为，存在即是合理，一律的封杀与放开都不足取，关键在于如何规范。
争议中，有人认为，全社会都在追逐财富，教师的职业身份不应被无限拔高和神化。也有人认为，教育应提倡教师如何把更多心思放到关心每个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上，而不是把至高的教育道德商业化。
各方观点不一。而事实上，就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在该《条例（草案）》的初次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的委员们也有过激烈的争论。
据悉，目前，针对有偿家教，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说法。采访中，不少老师承认，在职老师从事有偿家教、兼职现在非常普遍，是公开的秘密。在这些从事有偿家教的老师中，有以家庭形式收带学生，进行有偿补课、辅导的；也有私自在外租赁房子，进行有偿家教的；还有与人合伙，在外租场地办班和在社会力量培训机构中兼课等。
据2008年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等六大城市的一项电话调查显示，被访问的大部分老师都有在暑假给学生补课的经历。其中40％的人选择了给学生补课；16.7％的人选择自己开辅导班。
对有偿家教风行的现象，一位中学校长分析，一是独生子女增多导致父母教育期望值不断提高，引发了家教市场的需求；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体制并没有得到改变，学生和家长因此被迫接受家教。“学校为了升学率，老师为了增加收入，家长为了提升孩子成绩，学生为了考上好学校，大家似乎都成了有偿家教的助推者。”
有意思的是，记者注意到，在浙江之前，已经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则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和兼职活动。
一名家长认为，无视需求的存在，无视教改及教育资源公平配置这两个目前很难改观的大难题，对有偿家教，无论怎么“禁”，最终的结果都可能流于形式。
女儿在杭州某重点中学的家长王飞认为，传道、授业、解惑本来就是教师的天职。有偿家教引发争议，最值得反思的是教育部门。当家教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普遍需求，这充分暴露出我们的教育机制与理念已经出现了某种畸形和偏差。当学校的教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到了要靠家教甚至是培训机构来辅助的地步，这样的学校教育是不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治理有偿家教，功夫应在有偿家教之外。”浙江的一位社会学者也认为，课外家教庞大的需求市场来自于“中高考”指挥的大棒，如果“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模式依然不能改变，那么这样的市场存在理所当然。
据悉，针对争议，浙江省人大表示，他们将认真听取、斟酌各方意见，同时将进一步开展立法调研。